凡是被捕的嫌疑犯（称“未为犯”），与外界被绝对隔绝，由公安审讯员“预审”，实为秘密审讯。结案后才交监察机关起诉，法院判决，此制度至今未改，这是人们“失踪”的奥秘。

（一）最常用的酷刑

如果嫌犯“不老实交代问题，”审讯员可用各种手段进行逼供，最通常的手段是给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禁闭室（单人小黑牢）或布置众犯人批斗，高呼“不坦白死路一条！”，震天动地，心脏病患者可当场吓死，必须指出，手铐的可怕，在于其戴法。遇上心狠手辣的狱卒，把手铐扣紧，铁齿吃入皮肉，流血与肿胀事小，触动腕神经，痛得直钻心，才叫人谈铐色变哩！

六十年代，在北京第一看守所，我因拒绝死背“老三篇”给戴上背铐数月。直到调走，才解铐，在北京第一监狱，我只因写些外语单词，又成为“反改造分子”给戴上背铐，还吊起来，铁齿吃进腕神经，痛得我直叫唤。

第三种铐法，称“苏秦背剑”，从腰后和背后把双手铐上，形同背剑，极可怕，刘济昆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书，有如下描述：“使我的双手臂膀肿胀瘀黑，只有咬紧牙关忍痛。两天没喝水，却不停地流汗，小便就欠奉了，到了半夜，与其说我睡觉，不如说是昏迷。”

一九九九年在美国一劳改研讨会上，刘丹红作证，她于九十年代在武汉监狱目击一斯文的女死囚，用镣铐被固定在木板上，如同耶苏钉在十字架上，称“板子镣”，据说是最新的刑法。

还有叫“和手衣”和“猪嘴”的刑具，前者衣裤相连，袖口裤口都缝死，据说可吹气，后者形同防毒面具，戴上后，都可令人室息，不常用。

我只因“顶撞队长”一句，被禁闭一周，逃亡北韩引渡回来，禁闭四个月，有人禁闭一年，出来时我见他脸色苍白，精神恍忽，如同精神病患者，禁闭的痛苦，唯有亲身经历才可体验。

禁闭期间，每天只给三两七钱五的因粮（在北京相当于两个玉米窝窝头加上一块咸菜）只供囚犯呼吸的热量，不致于饿死。

此外，还有一种棺材式的禁闭室，囚犯只能躺下，不能坐立，最恐怖，外界似乎无人知晓。

（二）最简单而可怕的刑具与毒打

我未听闻公安使用老虎凳一类的刑具，然而，一根一米多长的麻绳，比什么都恐怖。

在北京一监，同犯宋某只因小事，四肢从后面勒紧，仅前身著地，称“旱鸭泅水”。

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运动时，在河北饶阳县看守所兼监狱，有些精神病的刘学文，只因骂江青一句话，被站岗的军人听到，判死刑。刑前把他五花大绑，整夜吊在院子中央的晒衣柱上，有意强迫四周牢房的囚犯观看，而那时是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酷寒季节啊！

调往衡水监狱，因在“犯罪原因”一栏里我填“逃跑北朝鲜”，不写“叛国”，结果，牢头一声令下“帮助帮助他认罪”，十几个囚犯立即蜂拥而上，把我毒打。

韩某被打成瘸子（跛子），一个医生被打断一条肋骨，都仅仅因为“不认罪”，有些劳改队打死人，牢头加刑，而“队长”的好官自为之。须知，这些暴行都是“队长”背后布置的，他们极少亲自动手打囚犯。

（三）另类酷刑──挨饿

在团泊洼劳改农场，有人只因拔些花生偷吃，嘴也被戴上嚼子（马具），现流亡美国的刘文波告诉我，他在河北隆尧县唐家庄劳改家农场参加过死刑公审大会，唯恐死囚高呼“反动口号”，公安把木桩打入死囚的嘴巴（死者因为国军汤恩伯将军的侄儿。）不比在枪毙前把张志新的喉管割断“仁慈”。

如今，公安，武警都拥有电棍，虐待囚犯最省事，最见效，无人不胆颤，西方财团只顾商业利益出售刑具给中共，应受谴责禁止。

长年挨饿和沉完没了的繁重劳动，这是另类酷刑。

在“预审”期间，把囚粮压得很低，利用饥饿逼供，无人不屈服。

一九六０年我在河北清河劳改农场属下的“五八五”劳教分场劳动，最困难时只给我们吃用稗子草草籽做的饽饽，因份量太少许多人都相继饿累死亡了。我因不甘于白死，于六０年六月六日凌晨冒生命危险从于家岭分场钻出电网逃亡，在北京被捕后判无期徒刑。多年后遇谭学文，他说“五八五”分场除他个别幸存，其余都饿死了。

已故包若望在《毛泽东的囚徒》一书中说“五八五”分场是“死亡营”，千真万确。 在饶阳县看守所，我们每年只有在春节吃到一顿肉，因缺蛋白质，人人身上都浮肿，邹某因不堪挨饿，抢吃爬进牢房的昆虫，中毒肚胀死亡。

在饶阳，春节那天有些高干子弟要求张所长允许囚犯买些糖果借此腹。张所长立即召开大会，怒斥道“给你们都吃饱了，你们还会怕吗？”一语道破当局逼囚犯挨饿的天机。

（四）没完没了的强迫劳动

在北京第一看守所，因囚犯多，只有部分人参加劳动，加工塑料鞋。虽然属轻劳动，但当局强迫搞劳动竞赛，紧张得一分钟也不得停手。

在“五八五”分场，我们从事最繁重的劳动，出工与收工，两头顶月亮；两人一副扁担，抬极沉重的混土上坡筑引水渠，一人突然倒下，鼻孔流黄液，奄奄一息，“队长”竟斥为“装病”，勒令两人左右把他架起来，继续抬重土，第二天他永远醒不来了。

我呼吁联合国及文明国家对中共施加压力，废除大陆各种酷刑的根源－－劳改和劳改共产奴隶制度。

中国大陆必须建立文革及劳教、劳改酷刑博物馆，教育后代，永别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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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锋小传2001-7-23我生于一九二八年的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第四大城市棉兰，与兄姐六人都是第三代华侨 ，故在家都说印尼话，兄姐都上英文或荷兰文学校，我排行最小，遇上战争年代，情况最特殊，上过英荷中文三种学校。

在日据时代，因深受反日左派老师的影响，公开反对奴化教育，遭亲日老师一个大耳光，从此罢学，组织秘密读书会，专读爱国与革命的作品（如《最后一课》和《列宁的革命故事》等）

战后读毛泽东著作，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共产党与印尼独立运动。我曾在新加坡上学和任教，加入马来亚（不是马来西亚）共产党的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反对英殖民主义、“美帝”和国民党。

一九四九年初赴香港报考中共办的达德学校，不久因遭当局封闭，我和一批南洋左派同学于同年被中共保送到北京（乘英国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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