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十一月，佛山的几名居民已经倒在了一种现在被称为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萨斯，中国大陆称为「非典型性肺炎」的魔爪下。

从十一月开始流行，到四月一日中国官方正式通报非典型肺炎，已经过去了近半年。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全球已经有二千七百八十一人染病，死亡一百一十人，报告该病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达到十九个。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病例数已经达到一千二百九十例，死亡五十五例。很多传染病专家面对这样一个世界性流行的传染病，非常痛心的感到我们失去了早期控制这种疾病流行的机会。一些批评家认为中国的知情不报是一种玩忽职守，甚至是一种犯罪。

政府刻意隐瞒萨斯流行的真相

中国的传染病法规定任何可疑的传染病都必须在六至十二小时的时限内向上级卫生主管部门报告。让我们回顾一下萨斯流行的过程，看看他们实际上是如何执行传染病法的。

十一月中旬，广东省的五个城市出现了萨斯病例，到十二月中，在其中一个城市河源已经引起了恐慌，七名医务人员被感染。但是消息没有上报，而该市报纸还否认有流行病在传播。在官方刻意隐瞒的同时，病人们开始到广州求医，把这种疾病传染给更多的人，其中一个十岁的男孩病例传染了五个医护人员，其中一位救护车司机和一位医生后来都死了。而另一名病人，就像一个「会走路的生化武器」，传染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疾病就这样开始在广州流行，但中国官方命令记者不准报导这次疾病爆发。

一月下旬，中山市的一份报纸发布一条消息：「这种病毒已经在广州出现了一个多月，这种病已经受到了有效的治疗和控制。群众没有必要惊慌。」到这时，记者才把这个疾病的资讯，报告中央。此时疾病已经流行了三个月。这是地方向中央的隐瞒。

卫生部此时才派出了中央专家组赴广州调查。而萨斯就像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的魔鬼，已经不可收拾。但是真相还在继续隐瞒。

二月十一日广州市官方召开记者会，公告至二月十一日止，广东非典型肺炎感染人数二百九十多人，死亡五人，病情已受到控制。同时官方要求：所有中国传媒都不许谈论「非典型肺炎」但是到二月二十八日，这个「已被控制」的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在广东已增至七百九十二人；死亡人数三十一人，是二月十一日资料的六倍！！！

从二月十一日到三月下旬，在大陆传媒再见不到任何官方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数目和死亡人数，但是萨斯已经从广州走向香港，再从那里走向其他国家。到三月底，香港已经有六百八十五例病人，死亡十六人。

三月初卫生部已向北京各医院通报过非典型肺炎的危险性，但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禁止对外公布。这是中央政府刻意隐瞒事件的真相。仅广东南方都市报报导，有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要求让世界卫生组织调查非典型性肺炎，但该报随即受到批评。

到四月初，萨斯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传播开来并且造成几十人死亡以后，卫生部才召开了有关萨斯的新闻发布会，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卫生部长张文康宣布了萨斯的发病和死亡数，中国官方媒体才被允许大规模报导这一疫情的情况。但是，距离这一传染病在中国广东省最初发现已经过去了将近六个月。对于一个传染病，流行了六个月才对外宣布。在二十一世纪，真是匪夷所思！但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行为。

然而这个宣布依然在掩盖许多事实：北京实际已经不只是输入病例，北京已经开始流行萨斯，病例远远高于部长宣布的资料。北京三○一医院的蒋彦永医生说，到四月三号为止，单是被总后勤部指定为收治非典型肺炎的三○九医院，已经接收了六十个感染非典型肺炎的病人住院，其中至少有六人死亡。而美国时代杂志引述一位感染上萨斯病而送入北京佑安医院的护士说，该医院住满萨斯病患者，没有数百也至少一百。但是根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四月三号公布的数字，北京只有十二个由外地转来的病例，其中三人死亡。

封锁、伪造情的事不断被揭露、暴光，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宣布撒消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的党内职务。他们当然是罪有应得，但人们普遍认为，首先应当受到追究和处罚的，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因为正是广东省对疫情的封锁，才使疫病传播到香港、内地其他地方，以及世界各国。民建广东副主委刘昌谋说：「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政府都未能向市民作出交代，结果令市民无所适从。」正是张德江，在广东地方报纸准备报道疫情时颁发禁令，实行打压，在海外有关团体赴广东考察、支援时加以拒绝。

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不是第一次

中国政府并不是第一次隐瞒疾病的真相而导致贻误疾病控制的机会。几年前，当首批经输血感染的爱滋病病例在河南发现，也是为避免影响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召开而导致影响北京的稳定，禁止对外公布。这种隐瞒持续了几年，输血和献血感染的爱滋病病例已经蔓延到中原许多省，形成了多个爱滋病村，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感染爱滋病的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多亏河南的高医生使公众知道了河南的爱滋病村，但是在卫生界人士中都知道安徽、山西有类似的村庄。很多卫生界人士仅仅私下劝其亲人或朋友，千万不要输血，但是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正式向公众报告过爱滋病感染的风险。

事实上，很多在地方流行的疾病不报告是非常普遍的，「某种传染病的分配病例」是中国卫生部门众所周知的现象：卫生部门对于疾病的控制都是有指标的，例如，某种疾病的发病率不能超过十万分之二十，对于一个十万人口的地区，就不能超过二十例，超过的病例都会消失，不会出现在疫情报告中。

中国官方每年报告的传染病流行水平，大大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流行水平。在十年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世界银行支援下，曾经有远见的建立过「小疫情」，也就是说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来估计真实的流行水平，这个系统的年报报告的法定传染病流行水平，几乎是官方公布资料的三至四倍。但是从二○○三年一月，这个系统停止了工作，再也没有不同的声音来使卫生部头痛了。

为甚么会这样？每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都难以理解，但是从地方到中央，层层的隐瞒使很多疾病流行都不被公众知道。

有人说，这种隐瞒是为了经济发展，在旅游业和招引外资的巨大利益的驱使下，北京又落入了有著千年官僚政治传统的「家丑不可外扬」之中。由于这种骇人的短视，官僚们决定封锁所有关于萨斯的新闻。诚然，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但是这种隐瞒，对于这次萨斯的流行，以及之前的许多传染病，诸如对爱滋病流行情况的隐瞒和封锁，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原因所能包容的。

中国司法不可能独立、中国的新闻监督不可能独立，中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更不可能独立，在任何一级的地方长官都可能出于对自己政绩的考虑、对自己错误的掩盖、也包括对地方经济、贸易的影响而干预某类疾病的报告，这样的报告系统只能提供一个虚假的「太平盛世」，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中国的传染病发病水平甚至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同类传染病的流行水平。

政治需要和急切邀功谎称找到病源

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萨斯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实际上当时就引起广州的临床专家和一些流行病学专家的质疑，本该根据确定病原的标准郑重考虑，却由于政治的需要，和某些个人（洪涛──编者注）急切邀功动机，立即上报了卫生部。中央电视台在二○○三年二月十八日「新闻联播」发布消息，称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引起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萨斯）的病原确定为衣原体。对衣原体的控制是有特效药的，也明确传播途径，高危人群。如此皆大欢喜的消息，一时间，报纸电视大篇幅报道，非典型肺炎已经被控制，大家无需担心，也不用抢购白醋板兰根等物品。但是这种误导却使二月份的病例急增。

香港大学医学院已经分离出「冠状病毒」，按照确定病原的标准，基本确定「冠状病毒」是萨斯的病原。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医学博士锺南山在人大会议上公开说，实践中按照「衣原体感染」思路治疗非典型肺炎病人，完全不起作用。世界卫生组织在三月十七日公布了有关病原的研究结果：几个实验室从不同国家的病人的标本中分离出和以往冠状病毒家族的基因不同的新型冠状病毒。从组织培养和从萨斯病人中电镜照片都显示类冠状病毒颗粒，从康复病人的血清显示针对该种病毒的免疫反应呈现阳性，一系列证据都表明了新型的冠状病毒是萨斯的病原。

李立明文过饰非假设当事实

然而四月十日中国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先生还构造了一个「这两个东西」（衣原体和冠状病毒）相互起作用的学说。中心的很多从事具体研究的人员都知道他在文过饰非，但是他竟然很大胆，把他的假设当作事实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述，因而接著健康报头版头条报告：冠状病毒和衣原体是萨斯的两大元凶。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没有起到「控制萨斯」的作用，这在医务界内部都有议论。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到疾病控制中心听取疾病控制专家的报告时，他可曾想到，在这些专家中却有营养专家，而没有一个流行病学专家？对付这样一个世界性流行的传染病，却没有看见知名的流行病学家的身影。

我们知道，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在过去的疾病控制中，如针对洪灾中的传染病控制等还是十分有力的，该院有一批有学识、有实干精神的专家活跃在疾病控制的第一线。但是在李立明先生担任中心主任后，他非常有「魄力」，以「年龄」等各种理由，排斥有经验专家，建立了一支自己的「亲信」队伍。当萨斯暴发流行时，显得如此「捉襟见肘」。换句话说，中国的体制是一个「负筛选」，根本没有真正的干部考核和评估制度，把这样一个实际上在损害中国公共卫生的人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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