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江、胡连续在军队亮相上的江一胡二的排名，胡在抗炎的最关键时刻主持“学习三个代表”的政治局会议，七·一前中共中央下发“掀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的文件，吴邦国领导修宪的核心任务是将“三个代表”写进宪法……这些“江规胡随”的征兆，现在已经由胡锦涛的七·一讲话完全坐实。

这篇讲话对“三个代表”的解释，绝非象有些人说的那样低调平实，而是胡锦涛所有讲话中罕见的高调之作，其遣词造句与当年江泽民在十五大上阐述“邓理论”的文风完全雷同，比如，三个代表继毛思想、邓理论之后，再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显然，在胡的讲话中，就指导中国如何在新世纪完成“伟大民族复兴”的而言，世界上还有什么理论能与如此博大精深的三个代表媲美？你可以辩解说：这些不过是官样套话。但是，中共党魁们的弘论，何曾又有过不是官样套话的时候？这些套话，恰恰是胡、江共同维护的权力话语和政权利益之所在。

胡对江的恭敬姿态还在于，胡特意强调：“我想结合自己的认识讲四个问题，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胡锦涛作为党魁兼国家元首，在党的生日发表纲领性的讲话，如此强调自己学“三个代表”的体会，这在中共党魁中当属罕见。胡这样表白，既可以解读为他个人一贯的低调风格，也可以解读为新党魁对老党魁权势的臣服。

以上事实在在表明：

1，胡温体制仅仅是江朱体制的延续，至少现在还不存在胡温挑战江派权势的事实，媒体对胡温与江曾之间权争的评论，有太多主观臆断的成份，免不了夸大现行高层权争的激烈程度，而忽略了中共制度的特征和权贵们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

尽管从十六大开始，境外舆论和国内民意几乎是一边倒地挺胡贬江，特别是，胡温上台后借领导抗炎而有了一个良好开局，赢得了西方的大国领袖、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的好评，假定此刻的胡温有心挑战江的“枪杆子听政”，但在中国，政治人物的沉浮，在根本上取决于党内的人治传统和权力平衡，而不是制度化程序，更不是民意。当年的胡耀邦是最受党内外民意好评的党魁，还不是邓小平主持了一个生活会，总书记就在多数政治局委员的举手中下了台。现在，虽说江没有邓的权威，但他仍然握有政治局内的人脉和枪杆子作后盾，绝非新上台的胡温所能搬倒的。

2，胡温不会挑战江派的最根本原因是：江派权势是中共传统和权力平衡的产物，他之所以没有象其他五位前常委那样全退，不仅因为他在位十三年培植的党内势力，更在于他是中共人治传统的产物：既是钦定的第三代核心，又继承了邓小平开创的“枪杆子听政”先例。而在一个人治国家，政治强人开创的先例，就是一种比公开的正式制度还有效的潜制度。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江连任军头的党内依据何在。

与江泽民一样，胡温本身也是这一人治传统的最大受益者，邓亡灵是胡温体制得以最终出线的关键因素。胡为邓生前钦定，已经众所周知。温家宝能有今天，也与邓关系密切。六四后，赵紫阳班底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温靠邓的保护过关。之后，全力提携温的前总理朱镕基，也是靠邓的力荐才坐上总理位置。所以，温成为总理，即便与邓小平没有直接的钦定关系，起码也有至关重要的人脉传递。

江依靠邓开创的先例，胡依靠邓留下的遗训，温也间接地受益于邓，三人的权力在党内的合法性，皆系于邓的余威，正如中国的改革一直遵循着邓摸出来的跛足路线一样。就现在的中共而言，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政治强人死后，如果说，毛的权威更多是象征性的，那么，邓的权威则是实质性的，邓的余威，不仅笼罩着十六大高层权力分配，而且左右着中共对改革模式的选择。

所以，胡温不可能主动挑战江派权势，因为，胡温挑战江派就等于挑战中共的政权利益、人治传统和权力格局，也就等于挑战胡温本身的权力基础和根本权益。而境外舆论和国内民意的一边倒的“挺胡贬江”倾向，即便出于善意，也只能是一厢情愿而已。

2003年7月7日于北京家中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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