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0年前往中国时曾和中共当局发生过冲突。我被单独囚禁在偏远的贵州省一家宾馆里，那里的资深警官控诉我违反外国人旅游条例。他们无止尽的要求我写下承认犯错的声明书，我因拥有合法的旅游许可证而拒绝签署。后来对方明确告诉我，若我不签呈承认书就不放我走。

泰里尔经历中国的黑暗统治是在许多年以后，他的遭遇和我有些相似。他在天安门大屠杀事件发生一段时间后，既1992年前往中国，在那里他遇到了中国民运领袖之一沈彤(音译)。在一次和国外记者在北京会面的前夕，沈彤被抓，留下泰里尔向国外记者说明沈彤被捕情形，他因此也被以“非法集会”罪而被逮捕，他被告知只要他承认罪行，他就可被驱逐出境

这样的经历会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如果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曾遭抢劫而成为保守派，那么一个“中国的朋友”会因为被逮捕而成为中国的批评家。我的受审问便是这个中央帝国缺乏法治的最佳写照。缺乏美国宪法如:人身保护及合法陈述的权利等保障，我在中国这块国土里显得那样地无助，感觉自己赤裸裸地站在众人面前缺乏保护。

那么为什么他们刑询逼供，非得要你写下“认罪书”呢？ 在“新的中华帝国”一书中，泰里尔尖锐地指出“有中囯共产党存在，就有‘认罪书’的存在。‘认罪书’可证明高阶当局的绝对正确性。一般民众一遍遍地写认罪书所表达出的无助，正好满足了那些政治领袖们的政治使命感。每一次的声明书都包含了不真实性，就象我的1992年中文版的声明书。中囯共产党便是建立在这如山的谎言之上。

如同任何一个暴戾的政府，中共逮捕、胁迫并杀害持不同政见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控制政权，也是为了坚守已破败的马克思主义。泰里尔表示，北京依据马克思主义统治人民，而非人民的意愿。而拒绝接受马克思神话的人，或公开谈论政府非人民选出是不合法等言论的人都会被强迫承认他们的错误

共产党所使用的镇压手段，如同其所持续进行的残暴行为，都是有目共睹的，如: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的持续镇压、对妇女一胎化政策及未出生婴儿的暴力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