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中共政权的人之所以维护它，当然首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但同时，他们一般也相信，中共政权不可动摇，因为一旦动摇，则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因此，不论中共多腐败，多数人也不会允许它垮台。希望中共倒台的人，则认为如此腐败的政权一日不去，中国就没有希望。

有意思的是，持这两种不同立场的人，却还有另外一个共识，那就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因此，维护中共政权的人，把中共政权的稳定，押在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民变的赌注上，而希望共产党垮台的人，则相信“官逼民反”是专制政权不变的规律，作为结束中共政权的一个必要条件，大规模民变必然会发生。

汉源事件的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它至少证明，今日大陆发生大规模民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而对许多人来说，汉源民变最大的意外，就是当地农民反抗的规模与激烈程度。

九十年代，江泽民政府一方面向中央集中财权，另一方面又把各种公共支出，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等支出，压给地方，而各省市政府也如此效仿，不断向上集中财力，向下转移负担。于是内地农村基层的官员，不得不想方设法盘剥农民，否则，连自己的工资都成了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各级官员发现，农民虽然非常不满，但面对强大的镇压机器，很难组织有效反抗。于是，他们就更加胆大妄为起来。近年来，虽然国内和国际社会同情大陆农民的声音越来越大，但也有很多人相信，农民的反抗不会有什么结果。

汉源民变说明，当地高级官员的无能，是导致这次大规模民变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而这个因素，不仅在四川，而且也会相当普遍地存在其他省份。这是因为，江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重用了许多毫无根基的小人。这些人完全没有能力与百姓对话，却处在执掌地方大权的位置。因为害怕面对百姓，他们会非常轻率地使用镇压手段，因而大大增加事态失控的可能。胡锦涛、温家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迅速地把一批与自己的政治理念一致，同时又敢于担当，能够面对百姓的人，提拔到关键的地方岗位上来，是考验他们“执政能力”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应该说，汉源民变如同ＳＡＲＳ危机一样，既是对胡温的挑战，也是胡温的一个重大机遇。胡温执政之前，一直没有机会扶持自己的政治势力，因此，执政后明显存在指挥不灵的问题。汉源民变在中共内部将加剧危机感，有利胡温借机加强自己的权威和控制能力。但问题是，恰恰在这方面，胡温面临非常大的障碍。

障碍首先来自中共大局糜烂的现实。江泽民妒贤嫉能，很难想像，在他经营了这么多年之后，中共的上层还能幸存多少真有一点人格魅力的人物。现在的中共上层，虽然热衷在政治舞台上演戏的人为数不少，但长期生活在腐败泥潭中的他们，演技再高，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丝毫没有正气。而要能够面对怒火中烧的百姓，并能够与他们对话，一点正气都没有，全靠演技是不行的。

加强权威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胡温自己。他们虽然有为民谋利的真诚愿望，但仍然被太多自欺欺人的框框所束缚。最明显的是，他们对于恢复中共这具政治僵尸在大陆社会的活力，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这就妨碍他们跳出一党专制的框架来思考问题，去寻找政治盟友和伙伴，去发现和启用人才。

汉源民变如果能够真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就在于它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大陆政治改革的紧迫性，而且，能够促使胡温两人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反省。胡温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几项措施，说明他们认识到了滥用暴力的危险。但是，事情还没有完，他们的下几步棋，可能将至关重要，因为许多人根据汉源事件的结局，来估价大陆政治的未来。

(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