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曉葵(右)和她的父母及自己的兩個兒子。

母親懷我的時候還是文革，深更半夜經常有最高指示傳到，於是全體到街上游行慶祝。母親挺著大肚子參加，和另外的身懷六甲的阿姨一起走在隊伍的最後。聽到這段故事，我恍然大悟：難怪我天生跑得快，原來歸功於特殊的胎教。母親在產房生我的時候，接生的醫生讓她背一段對應的毛主席語錄：「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去爭取更大的勝利。」 母親覺得很可笑，藉口肚子太疼沒背，好心的醫生就幫她背了。

小時候父母在一所農村中學教書。我沒有什麼兒時的玩伴，非常孤單。無所事事時經常到課堂聽父母講課。記得考試時間到了，老師領著學生念一段語錄，然後分小組討論，評考試分數，再集體通過。晚上有時到附近的村裏參加「憶苦思甜」，聽一些老頭老太講在萬惡的舊社會如何受苦受難。通常都沒聽出個所以然。或者，看母親教學生們排演一些批這批那的演出。父親教學生英語，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現在我才發現，兒時以爲最常用的這句口號恐怕沒有幾個外國人會用。英文最深的就數「半夜雞叫」那一課，受盡地主壓迫的高玉寶的故事使我相信全世界都和我一樣仇恨狗地主。我手頭只有有限的幾本小人書，講的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無聊的我翻了無數遍這幾本書，小小年紀我嫉惡如仇。

總算等到七歲那年，可以上小學了。報名填表，有一項是「家庭成份」。那時我已經識很多字了，班上大部份是出身農村的同學，我看到表上大部份是貧農，小部份中農，幾個富農，一兩個地主。我明白，成份是地主的就是地主崽，我從心裏看不起那些富農的孩子。我堅信自己的成份一定是貧農，因爲我記得父親每次講起話都是一付與萬惡的地主不共戴天的苦大仇深的樣子，母親則顯得沒有那麼堅決。我和母親比較親，問過她成份的問題，她沒說她是貧農，我就自做主張地給她定了一箇中農，她也沒講什麼。這樣我就是貧農父親加中農母親的孩子了，姓隨父親，成份自然也隨父親，我應該有最令人自豪的貧農成份了。經常看父母中學的學生填表，我知道報名表上的每一項內容該如何填。

可是那個時候父母從不讓我在學校開學時獨自報名填表，他們至少有一人陪我去。小學校裏的老師全是他們的熟人。在成份那一欄，他們填教師。這種填法在那個時候是非常少有的。我很不喜歡。他們解釋道：因爲我們不是農民，所以不好填什麼什麼農。我感覺出了其中的牽強，可又反駁不了。

記得是上小學三年級的一天，父親在書桌前填表。我注意到他的不自然，每次我走近，他都小心地用東西遮蓋那份表。這引起了我的好奇，懷疑中多了一個心眼。終於趁機把那份表拿到。在家庭成份那欄，明明白白填上地主。我驚呆了，這對我來講無異於晴天霹靂。我跑出家門，沿著高高的石級往上奔，心裏滿上驚慌：天啊，他原來居然是地主。平時一點都看不出來，隱藏得太深了。地主都是很壞的，它會不會加害於我呀？我顛來倒去地想了又想，越想越害怕。直到一個更可怕的念頭跑出來：父親是地主，那我不就成了地主崽？那麼，下一次批判會，是不是就該鬥我了？......這個負擔太沉重，壓得我幾乎喘不過氣來。我的心事沒人知道，我也不敢和母親講。我已經沒有勇氣打聽母親的家庭成份了。我想，她既然敢嫁給一個地主，恐怕也好不到哪兒去。

這樣又過了一陣。一次鄰居和母親吵架，鄰居罵母親是地主婆，還說父親是右派。母親沒就此反駁，看來右派肯定是真的了。我怎麼出生在一個「地富反壞右」佔了幾項的家庭？我就在充滿著無窮無盡的憂傷中一天天生活著。

小時候的我聰明伶俐。體育唱歌跳舞學習樣樣拔尖，可是還是抹不去內心深處的自卑。我知道不管自己多有能耐都不可能上大學，推薦上大學的首要條件是出身好。

有一天和另外兩女孩在一起，其中一個孩子的父親是父親學校的校長，她突然講：「我爸說了，成份不可以選擇，不過我爸講你爸是屬於可以改造的對象，和那些壞人不一樣。」我趕緊接道：「是啊是啊。」她這番話讓我心裏好受了許多，我打心眼裏感激她。不久，親眼看到母親填的家庭成份「小商經營者。」這種成份很古怪，但至少沒聽到被批判過。從此我心裏對成份的恐懼才下去了許多。

後來就打倒「四人幫」了。在興起的文憑熱中，我知道父親是北京名牌大學的畢業生。這時，他的右派帽子也摘了，曾被開除的團籍又被恢復了，他歡天喜地地去補交團費；還調到城裏當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我轉學到城裏的小學讀書，成績很好，不少人由於父親的緣故經常誇我。我從此解下了成份的包袱。

小時候因爲喜歡讀書，每天自覺地記一篇日記。由於日記通常會交給老師看，老師也會作爲範文給全班同學念一念。我基本上不會在日記本里記什麼我感覺是別人不能看的內容。因爲當時能讀到的雷鋒日記一類的都是這種模式。後來我就習慣於用一種很隱晦的方式寫日記。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想到寫一篇這樣的日記老師肯定又會當作範文，就跑去問父親：您給我起這個名字是否表示『早晨的向日葵向著紅太陽毛主席？』」沒想到父親斷然否決。

父親很少談及他自己的家，當然，可能是高成份的緣故。我只知道父親的父母，我的爺爺奶奶，早在父親認識母親前就去世了。父親家裏沒有什麼親人，只有一個小他十來歲的妹妹，我的姑姑。姑姑皮膚很白，這在我們那一帶不多見。她樣子相當標緻。春節的時候她常來和我們一起過年。她不識字，講的又是父親家鄉的話，我聽不太懂，所以和她的交流不多，只知道她老也嫁不出去。有一次準備嫁到一處沒有水的鄉村，成親的棉被都買好了，最後對方仍嫌她成份太高，沒要她。我們搬到城裏後，已經不怎麼講成份的事了，可是她年齡已大。後來又經人介紹，總算嫁了一個當時頭髮就已經掉得差不多的半老頭，屬於無業遊民一類的。

直到幾年前，我才從弟弟那裏知道了一些許父親家裏的情況：在那個偏僻的鄉村裏，我爺爺是有文化的。他在村裏開了家□塾，偶爾做一點小生意，比其他人稍富有。臨解放時，置了點地，並修建自家的新房子。房子剛建成，就解放了，理所當然的被評爲大地主。然後就被抓去勞改，不清楚關在哪裏，後來據說是死在獄中，反正是了無音信。解放時，姑姑年紀尚小。在這之前沒讀過書，這之後是地主家的孩子就沒有讀書的機會了。她就成了文盲。解放時，父親已上中學，又在外地，就考上了北京的大學。當然，反右時，作爲大學生的他成了右派分子，一當就是二十年。奶奶領著姑姑和年幼的叔叔在鄉下低三下四地活著。房子沒收後成了公家的倉庫，他們住在臨時搭起的小草棚裏。困難時期，小叔叔因爲餓得受不了，在那塊曾是自家的地裏刨了兩紅薯吃，被貧下中農活活打死。當然，打死地主崽是算不了什麼的。奶奶病了，也沒啥可吃，就給餓死了。村民用一張草蓆裹住，草草埋了。

父親退休前的一個清明節，他決定回去給奶奶上墳。當然，那時候回去已是有點前呼後擁了，村長親自扛把大鋤頭走在中間。他們憑記憶找了很久，還是找不著奶奶的遺骸。後來，村長對著風和奶奶說話，還說，若地方對了，就讓手中的雞蛋立起來。果真有一處能使雞蛋不倒。他們憑此找到了奶奶散落的遺骨。父親把奶奶的遺骨背下了山......

有一件事我特別不理解，那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是父親的願望。父親一直不停地向黨寫思想彙報，每次都洋洋灑灑好多頁。黨組織一直不批，至今他還沒入成。讀過許多小說的我就老也想不明白這件事，按說這共產黨與父親有殺父之仇，按照常理，他就算不想復仇，也犯不著死心塌地的投靠它。當了多年副校長的父親在沒退休時和我這樣解釋自己，只有入了黨，他才有可能被扶正。因爲那所學校位於少數民族地區，父親是少數民族，又有名牌大學文憑，是最合適的校長人選。後來父親終於沒入黨就退休了，可他還在爭取入黨。我就不明白了。那時父親說，他是爲了我的前途，因爲我填表時會用得著。後來我出國了，聽說他仍寫思想彙報......我就想，難道父親對自己的父親真的就沒有一點感情了？

有一次母親抱怨說家裏存太多破爛佔地方，扔了算了。父親紅著眼眶大聲說：「你知道什麼！這是我爸留給我的唯一的一件毛衣！」終於有一次，父親輕輕的和我說，給你起這個名字是爲了紀念你爺爺。後來我才知道爺爺的名字叫李向陽。

大紀元「九評共產黨」全球有獎徵文參賽作品，原題爲：《寫在名字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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