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當時我家是在西北農村，那裏地處兩個大沙漠中間，交通不便利，經濟落後，文化也落後，全村連初中生都找不出幾個，最見過世面的也就是兩三個在外縣廠礦當工人、或者在部隊裏開汽車的軍人了；農村的生活也很單調、枯燥，我能看到、聽到的或者我身邊發生的事，都是非常的簡單、平庸，簡單到連寫作文都想不出甚麼題目來。所以，在那個年代，我們那裏的孩子甚至絕大多數成年人對大城市、對知識份子、對外面的世界幾乎是一無所知。當然，應該可以說，由於地處偏僻，相比之下在歷次中共的整人運動中我們那裏也是受影響較小的地區之一。

我出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我們家幸運地挺過了由中共製造的全國性糧食災荒。我的童年是幸福和無憂無慮的，爺爺、爸爸、媽媽都是非常善良、樸實、忠厚的農民，儘管我的成長伴隨著他們的更多飢餓和生活的更加艱難。我在小時候倍受長輩的喜愛，因爲我的最大特點就是老實、聽話，在家裏聽父母的話，在學校聽老師的話，鄰居的叔叔、嬸嬸們也經常誇我聰明、有出息。在學校裏，由於學習成績好，而且守紀律，我被當成了「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先進典型。同時，也是由於聽話和單純這一特點，我幼稚的心靈就像一張本來潔白的紙，給中共提供了一個機會在上面肆意塗畫和污染，讓仇恨和恐懼佔據和籠罩了我的精神世界。從我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邊遠地區長大的孩子身上，對中共對人們的思想控制和人性扭曲所達到的程度之深和範圍之廣，可見一斑。

「長大了幹革命」

七歲的時候，我開始上一年級。頭一天報到，領到了新課本，回家後我急切地想讓媽媽教識字。沒想到，媽媽說她是文盲，不識字，真讓我難過。看到我失望的樣子，媽媽有點不忍心，說那就在書裏找一找吧，興許能找出幾個認得的。果然，第一課的字媽媽全認識，她說是「毛主席萬歲」。後來，等我學會了這幾個字後，我發現這幾個字哪裏都有，農村裏只要是能算得上是牆的地方，都刻著或者用白灰泥刷著這樣的標語。媽媽還認出了其它幾篇課文中的頭一個字，然後能猜出這個字後面的一整句話，因爲這句話的字數和書上那句話的字數正好一樣。至今我還記得，第二課也只有一句話，是「我愛北京天安門」。其實，大部份課文都是當時的一句口號，政治口號。至於政治口號裏真正講的是甚麼，我那時候根本不懂，有的口號連老師也講不明白，就說，等你們長大了就理解了。

我的勤奮和在功課上的出色表現經常使帶課老師很高興。還在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我的班主任老師當著另一位老師的面誇獎了我一番，聽完後，那位老師對我說，「嗯，真是個好孩子！將來長大了，想幹甚麼呀？」我不加思索但卻自信的回答說：「幹革命！」我乾脆響亮的回答讓兩個老師驚訝不已，楞過神後，那位老師連聲說，「不簡單！不簡單！小小年紀就懂得長大了要幹革命！真不簡單！」從兩位老師的表情上看得出來，他們真的被我的回答感動了。儘管「長大了要幹革命」的說法是學校老師教給學生的，可也許對 「幹革命」到底是要做甚麼連老師們自己也不清楚，給學生教這句口號只是完成一下教學任務而已，然而當這句公式般的套話被一個天真無邪、表現良好的學生所重複時，這些同樣天真的老師們卻突然意識到自己對「革命」的認識還不到位，還有差距，他們對「革命」的忠實程度還趕不上自己的一個學生，因此他們可能感到自己的「革命」覺悟受到了某種刺激和挑戰。後來這個故事作爲「佳話」在學校裏傳開，也傳到了家長的耳朵裏。正是這個出乎意料的傳開，讓我從當初受到表揚的飄飄然中漸漸清醒，我越來越感到不自在，越來越爲自己的回答感到荒謬和羞恥，甚麼是「幹革命」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一句真實的謊言。雖然我所說的話是我當初真實的想法，可是這個思想並不真正屬於我，我以一種真實的方式欺騙和愚弄了老師以及所有聽到這個美麗謊言的鄉親，而無形中抬高了自己。

「憶苦思甜」

大約在三年級的某一天快放學的時候，突然語文老師心急火燎地把我叫到辦公室，說第二天上面要來人檢查學校的「憶苦思甜教育」情況，學校選定讓檢查組到我們班聽課，課堂內容是，老師提問、學生回答關於解放前地主剝削農民的各種問題，學生必須踊躍回答、回答正確無誤。語文老師說，有幾十個預定的問題要問，都有標準答案，但是，有的問題和答案他也不太懂是甚麼意思。你的記憶力好，把這個任務交給你，要把答案背得滾瓜爛熟，回答提問時要做到脫口而出，準確無誤，千萬不能張冠李戴，答非所問，否則就漏餡了，發現我們是死記硬背的。一貫聽話的我理解老師的苦衷，第二天果然表現得無可挑剔，可是，整個課堂卻變成了「一言堂」，老師提問後，除了我對答如流之外，沒有一個同學能明白這些與課本上教學內容毫不相干的問題到底是怎麼回事。我簡直變成了一個無所不知的「天才」，每個問題幾乎在老師問完的同時我就迫不及待地舉起了手。爲了做得不太過分，對個別簡單一點的問題老師不得不叫起一個沒有舉手的同學，不讓我作答，我自己也有點難堪。當時課堂上的問題和答案，我在完成任務後很快就忘得一乾二淨，只有一個詞我一直記得，說地主剝削農民時「放高利貸」。甚麼是「高利貸」，老師也說不太清，我也沒聽明白。那時候，我家裏總共也就有幾元錢，在我們那個窮鄉僻壤，連「銀行」的概念都沒有，更談不上知道「利息」、「貸款」之類的事。下課後，一位檢查組的外校老師從教室後面聽課的座位走過來，帶著幾分欣賞的口吻、很和氣地對我說，你真是個好學生，你是怎麼知道這麼多東西的？我無言以對，臉上火辣辣的，心中充滿了羞愧。不管我平時的表現怎麼好，拿多少個獎狀，今天的所作所爲完完全全是在作假、演戲，儘管完成了老師的任務，幫助學校應付了檢查，我卻沒有絲毫的喜悅感。我第一次感受到政治的荒唐和對我的傷害。

緊接著，一場轟轟烈烈的「憶苦思甜」運動在學校展開， 十歲左右的孩子們都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所以上面要我們通過接受「憶苦思甜」教育，控訴黑暗的舊社會，更加熱愛新社會，要「吃水不忘挖井人」，堅定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還說有人想讓我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們決不答應。每一個學生要求寫出自己家長在舊社會受壓迫、受剝削的「血淚史」以及今天如何在社會主義新社會當家做了主人，過著「比蜜甜」的幸福生活。其實，當時家家都是窮得叮噹響，但畢竟說是人民公社制，人人平等了，家家有地種了，沒有地主剝削了，窮是窮，自己當家作主了，窮也認了，窮也光榮，越窮越有革命意志，越窮越能說明自己是無產階級，思想越沒政治問題。在沒有甚麼太多誇耀新社會幸福生活的情況下，只好藉助於對比法來說明問題，誰家舊社會更窮，誰家越能證明新社會好。不過在當時，我小小年紀是不可能明確意識到這裏邊有對比法在起著作用，只是無條件地接受了老師的說法，反正誰家最窮就最光榮。每戶農民家都有個階級成分，是共產黨執政後根據這家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的經濟狀況確定劃分的，從地主、富農、中農，到貧農，最窮的是僱農，共產黨給我們家定的是貧農成分。我們班上同學裏最「光榮」的家庭成分就是貧農了，可我還是覺得不滿意，不是最窮的也就不是最好的，我們家要是僱農成分不就更光榮了嗎？回家後，我問爺爺，爲甚麼我們家在舊社會不是僱農、是僱農該多好啊！爺爺聽了我的話，臉色沉了下來，沒有說話。我意識到自己的話讓爺爺不高興了，也就作罷。但是，我想通過自己家人在舊社會的「悲慘」遭遇來歌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想法越來越強烈，一個好學生就是要把老師交給的每件事都做得最好。我聽別人講我爺爺在從前是給地主家打長工的，就纏著大人問，甚麼是長工、短工，哪個受剝削嚴重，我得到的答覆好像都有點不那麼中肯，我就直接去問爺爺，在舊社會地主到底是怎麼剝削他的。爺爺只是說他是拉駱駝的，拉駱駝走幾千里路到過長安城，也見過世面，就是太辛苦。可是我想，拉駱駝也不能證明我們村裏的地主有多麼壞呀，爺爺怎麼就不明白這麼簡單的道理呢！算了，不說也罷，不說我就從書上抄，反正歌頌新中國肯定是正確的。於是，我就從一本記不清是哪裏找來的書裏抄了一些說長工如何悲慘的句子，硬是塞進了我的作文，還在學校裏舉行的「憶苦思甜」會上發了言，並且受到了老師的公開表揚。事後，我卻發現爺爺不僅對我努力取得的成績不以爲然，還有些不高興。我想爺爺不高興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一再追問。爺爺若有所思地說，「孩子，不是像你說的那麼回事啊！能到人家家裏幹活就不會餓肚子啊，他們家對人不錯的。」天哪，我都聽到些甚麼，這要讓別人聽到了還了得，這不等於在爲地主說好話嗎！我被爺爺的話震住了，從此以後，再也不敢提起這些地主呀、長工呀之類的話題，也不再亂寫這樣的故事。可是，我還是更相信老師的話，老師說地主是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敵人，哪怕我們村的地主不那麼壞，總有壞的吧，至少四川的劉文彩肯定是個壞地主，要不怎麼會被共產黨槍斃了呢。提起劉文彩，我想補充一句，三十年後也就是2003年的某一天，在我因修煉法輪功被共產黨投入監獄服刑期間，同監舍的一個服刑人員對我講，他曾讀過一篇報告文學，說劉文彩的許多所謂罪大惡極的事都是共產黨當年編造的，甚麼水牢、地牢的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絕密事件」

無論小學生還是中學生，經常要集體唱歌、喊口號。唱歌的要點主要是整齊，音量是第二位的。我上學時唱過的歌基本上清一色的政治歌曲，即關於共產黨的頌歌或者是諸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嗨！就是好呀，就是好噢，就噢噢是好！」之類的。喊口號的要點有點不同，不太齊不要緊的，關鍵是要扯開嗓子，嗓門越高越好，最好是能讓別人聽出來自己的聲音是第一響、能把別人的聲音壓下去的那種，那個氣勢有點像共產黨拍的電影裏頭共產黨員在英勇就義時、倒在國民黨或者日本兵的槍下前、利用生命的最後一口氣竭盡全力喊出「中國共產黨萬歲----」或者「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那樣。然而，上初中時發生的一件事，卻讓我此後一喊口號就頭皮發緊、滿身起雞皮疙瘩。

1976年中共中央的「四人幫」被中共中央的其他人打倒後，我們學校的學生大規模的集中喊了一批口號，主要是「打倒XXX」之類的慣用型。要一口氣喊這麼多不知爲何物的XXX，對於窮鄉僻壤的農村孩子來說，簡直是太爲難了。好在那一年因爲中央的幾個頭頭死了，所以村頭高架在木杆子上的大喇叭過一段時間就要播出一大堆的名字，有些名字聽到的次數多一些，也就有點耳熟。但也恰恰是這一點險些把我給害了。有一天，我在喊口號時，有點心不在焉，結果把「四人幫」中的一個XXX錯喊成了另外一個把「四人幫」打倒的XXX了！天哪，我怎麼能出這樣的錯呢！我當時立即緊張得出了一身冷汗，頭暈目眩。

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是有前車之鑑的。就在一年前，中共中央在搞甚麼翻案風，我們學校的一個高年級的同學、也是學校裏最大的學生幹部，據說是因爲在學校的與中央「翻案風」運動相關的一次會議發言中唸錯了一句話，結果被立即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全公社特別爲此召開批鬥大會，臺下是黑壓壓的被集合到廣場的各村村民，臺上一邊遠遠看見那個同學被繩子綁著，低彎著腰，渾身疼得打哆嗦，臺上中間有人在唸著激昂的批鬥詞。想起高班同學的遭遇，聯想到自己喊錯了口號，嚇得我幾天神情有點恍惚，成天提心吊膽的，不敢說話，全部心思和敏感的神經用來暗自觀察別人是否會盯著我，是否用異樣的眼神瞅我， 儘管我在誠惶誠恐的壓抑中逐漸發現其實當時連老師帶學生沒有幾個人能搞得清這些中央的XXX們到底誰是誰，是個甚麼貨色，但在政治至上的年代裏，我還是生怕哪天一不小心自己把這個「絕密事件」從嘴邊泄漏出去，於是花很大氣力把它深深埋葬在記憶中。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對除了我自己之外的其他人講出這件事來，說到這裏，我又多了一種輕鬆，因爲我從記憶中把這種荒唐的恐懼清除掉了。

「友誼瓜」？「反修瓜」？

中共的鬥爭和恐怖哲學無數次把全國的民衆推入浩劫之中，不僅是人的善良本性被扭曲，甚至連一草一木都被強迫生活在仇恨的海洋裏。「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整人、整事運動也許發生在我懂事之前，搞得有多麼荒唐，多麼轟轟烈烈，我不清楚。但是，這樣的歷史肯定也在我的家鄉發生過。我的家鄉不光是人有階級差別，連動物、植物也有階級性。

我的家鄉由於地理位置的緣故，日光充足，日照時間長，適合各種瓜類生長，瓜也特別的甜。我們那裏有一種西瓜（當然也是普通的西瓜，哪兒都能見到的），瓜皮上有由淺綠色和墨綠色相間的花紋，瓜籽很碎小，上面有淺棕色和深褐色組成的花紋，這種瓜在我們老家產的西瓜中是最甜的，也許是這個原因，它被賦於了特殊的使命，也具有了階級性。這種瓜自打我小時候記事起，就知道叫「友誼瓜」，到底這名字怎麼來的，是甚麼意思，我從來也不清楚。可是有一天，大概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吧（我當時也不懂得去記這個年代），突然不讓叫「友誼瓜」的名字了，公社上級傳達下來說，這種瓜以後就改名叫「反修瓜」了。我隱隱約約的記得一點，說是蘇聯背叛中國了，蘇聯變成「修正主義」了，所以瓜就改名字了。至於蘇聯變修跟我家的西瓜有甚麼瓜葛，對我一直是個謎。父母親當時神情嚴肅地對我再三叮囑，可不能再叫出」友誼瓜」三個字了。我若有所悟地點點頭，因爲我懂得，把「反修瓜」叫成「友誼瓜」的性質是嚴重的，弄不好就是「反革命」呢!儘管有了這樣的「覺悟」，在後來我還是叫錯過，倒是沒有人追究我甚麼，但通過強烈的自我批評，我還是沒有再讓「友誼瓜」三個字出過口，當然，我也同樣沒有說出過「反修瓜」這種滑稽、荒唐、不倫不類的詞，西瓜又不會說話，它能反甚麼蘇修!再說，反不反修正主義，跟吃瓜也扯不上啊!

「紅螞蟻」與「黑螞蟻」

我們那裏缺水，除非剛下過雨，外面的地上總是乾的。我們那裏的小孩子大部份時間是坐在外面的地上玩的，最熟悉的就是地上的浮土、草芽和小昆蟲。而對地上跑的小昆蟲最熟悉的就屬那七、八毫米長短的紅螞蟻和黑螞蟻了。同樣大小的紅螞蟻身體看上去比黑螞蟻弱一些，跑起來也慢，紅螞蟻溫順，不輕易咬人，即使咬人也不疼，黑螞蟻就不同了，看上去猛得多，不僅體格健壯，跑得快，反應快，不容易逮得住，而且逮住了還使勁咬人，別看它的一對兒牙看上去長得不大，咬起來還讓人生疼生疼的。紅螞蟻和黑螞蟻有不同的窩，即使跑在了一起也是各忙各的，各走各的，相安無事，我倒是從沒看見過紅螞蟻和黑螞蟻打架，可是不知從甚麼時候起， 這樣兩種小生靈，就被人賦予了階級性，我們那裏的大人、小孩都知道，紅螞蟻叫「中國螞蟻」，是好的，黑螞蟻叫「美國螞蟻」，是壞的。雖然，黑螞蟻是美國的，是壞人的螞蟻，小孩子一般也不會去亂踩，倒不是出於對小生靈的憐憫心，而是黑螞蟻太厲害，惹了它它會咬人的。聽起來像笑話，可我自己卻笑不起來，在我們小小的年紀裏，在我們對事物還沒有分辨能力的時候，這種紅黑分別與其好壞意義的灌輸、接受、認同，潛移默化地使我們在發育早期就形成了觀念，這個觀念被鋪墊在我們意識的深處，成爲成長過程中日後判斷和鑑別其他事物好壞的基本前提和標準，對我們以後的世界觀、人生觀都有很大影響，這絕不是危言聳聽。有了這樣的判斷標準和以後類似的強化教育，我們的腦子裏形成了牢固的認識，只要美國支持的我們就堅決反對，因爲美國支持的一定是錯誤的、反動的，只要美國反對的就一定是正確的，我們就一定要擁護。當然，這只是第一反應的感性認識，如果美國反對或支持的和中國的態度一致的話，還要用「理性」去透過現象看本質，因爲美帝國主義也有其具有欺騙性的一面，到底是甚麼正確、錯誤，那還是要聽共產黨具體怎麼說。美國你可千萬別給中國提意見，提了就是「說三道四」、「別有用心」、「反華勢力」。

「美國的天不是黑的」

在兒時就被共產黨洗腦後培植的仇恨土壤裏，種下的是仇恨的種子，並被不斷地澆灌著仇恨，長出來的果實是甚麼，可想而知。我是家鄉里少有的能夠出來見世面的人，因爲我上了大學，到了大城市，有機會知道真實情況。然而，身在中國是逃不出這個洗腦環境的。一切人類文化的載體都被中共洗劫，歷史被篡改，到處充斥著謊言，新聞媒介被全部操控，人們完全生活在精神被奴役的社會中。

1992年我參加一項從美國引進技術的工程項目，作爲中方工程師和6人團隊的英語翻譯，去了一趟美國。這是我第一次到這個從小我就以黑螞蟻來認同的、中國的敵對國家。那時候，我單位能到美國看看的同事還不多，回國後，同事和朋友們一起聚餐，要我好好講一講美國是甚麼樣、我對美國最深刻的印象是甚麼。我想了想，講出了我心裏最特殊、最真切的感受。我說：「美國的天不是黑的」。一句話把他們說楞了。我只好接著解釋說道，從小時候直到去美國之前，我一直以爲美國的天是黑的，就像黑夜那樣漆黑。因爲好像從知道有個美國開始，我所得到的所有關於美國的描述都與黑暗有關，所以只要我想到美國，腦海裏的形象就是黑夜。雖然我也曾經想過，也從道理上知道，地球是自轉的，太陽總是要轉到那一邊的，而且美國也不可能天天是陰天，總是能見到晴天的。可是我總也改變不了這種黑色的形象。這次親自去了美國，親眼看見那裏陽光明媚，藍天白雲，我才覺得美國並不是黑的。

聽完我的敘述，朋友們笑得前仰後合的，有的把肚子都笑疼了。看到他們的反應，我的心頭湧上一股酸楚。是啊，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了，是堂堂工程師了，怎麼還有如此可笑的認識呢！是很可笑，但是我一點都笑不起來。我腦子裏的這些荒謬認識不都是共產黨給灌輸的嗎？不都是因爲「長在紅旗下」的「優越性」造成的嗎？誰覺得可笑就笑吧，笑過了大家也清醒了，共產黨都把人愚弄到何種地步了！想笑就笑吧，不過呢，其實不管誰笑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誰的思想沒被共產黨污染過？我們的思想中有多少共產黨的毒素要肅清啊！

後記/「北京之春」

前面講的都是我小時候的事、過去的事，一個「在紅旗下長大」的邊遠農村孩子所受共產黨洗腦的影響。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黨毒素危害之廣真是令人駭然。說到這裏，我想再提一下前幾天發生的事。

《大紀元時報》登出「九評共產黨」系列宏文後，又在多倫多大學教育學院舉辦了第一次研討會，其中，盛雪女士的精彩講演（大紀元網站有專訪報導】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特別講到了共產黨的恐怖給人們帶來的恐懼。研討會結束後，我走出教室，發現走廊裏在售書，有一張桌子上整齊地擺放著一排連續幾期的雜誌。當雜誌的刊名《北京之春》四個字映入我的眼簾時，我的心「格登」一下突然狂跳起來，我被這四個字嚇了一跳。爲甚麼會這樣？這四個字怎麼了？我閃在一邊，仔細地回想了一下，才找到原因。原來很多很多年前，中共中央的宣傳機器猛烈地攻擊過，說《北京之春》反華。我的這種反應不正說明中共的毒素仍然在起著作用嗎？我看到「北京之春」四個字時還沒有想清楚它是甚麼前，就已經開始緊張了，這不就是對中共的恐懼嗎？捫心自問，難道我真的怕中共甚麼嗎？不是的。從理性上看，我根本就不怕它甚麼，但是，我的思維中還有中共強加給的恐懼因素存在。中共不僅用屠刀和血腥來製造人對它的恐懼，也把形形色色的詞彙加上「恐怖」的內涵灌輸給人使人產生恐懼。中國人在聽到別人議論共產黨不喜歡的言論時，往往會善意地制止說：「瞧，你可真夠反動的！」「反動」一詞的恐怖內涵幾乎使每個中國人都談虎色變。因爲如果中共覺得誰「反動」了，誰的身家性命可就危險了。甚麼「反黨」、「反社會主義」、「反華」等等這類的恐怖詞，多了去了。中共還在不同的時期給不同的詞彙加上恐怖色彩，使它們變成禁忌詞。例如，在1989 年六四發生之後的一段軍管時期，誰要談論「反腐敗」、「民主」、「自由」、「民運」、「人權」、「政治體制改革」之類的話題，就得特別小心。1999年7 月20日中共開始打壓法輪功後，你要是使用「法輪功」、「法輪大法」、「真善忍」、「修煉」、「煉功」、「圓滿」、「上訪」、「人權」等術語，最好先看看周圍有沒有便衣。共產黨還造出許多詞彙製造恐懼，甚麼「藏獨」、「臺獨」之類的，讓人望而生畏。看來，我們有必要把被共產黨污染了詞彙進行淨化和清洗，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徹底肅清共產黨的毒素，讓我們的思想真正乾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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