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到了１９８６年，第五個「一號文件」就不如前幾個那樣「靈驗」了，畢竟當時改革的重心已經轉向城市。所以，從１９８７年開始，中共再沒有爲農村專門出臺「一號文件」。「一號文件」，也就成爲代表那段激動人心的歷史，一個特定的，帶有傳奇色彩的符號。

今天，大陸十八年後又見「一號文件」，在使人頓生感慨的同時，也頗感意外。因爲在過去的一年中，胡錦濤和溫家寶已經用各種方式，非常有力和清楚地表達了他們對農民問題的格外關注，似乎沒有必要象請法寶一樣，又把「一號文件」請出來。更重要的是，解決大陸當前的農民問題，也不可能象當年那樣，找到類似「包產到戶」那樣立竿見影的辦法。

我想，胡錦淘溫家寶對此也應該是清楚的，那爲什麼他們還是要選擇，以「一號文件」的形式來公佈新政策呢？對於「一號文件」這個符號的含意，也許多數城裏人已經淡忘了，但對於廣大大陸農民來說，「一號文件」依然意味著巨大的而且是迅速的實惠。難道胡溫不害怕給大陸農民一個過高的預期而出現政治反彈嗎？

在公佈「一號文件」的當天，大陸當局還不同尋常地舉行了一個新聞發佈會，請中共農村政策的高級官員陳錫文介紹新政策的背景並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陳錫文並不諱言，大陸農民的收入問題形勢嚴峻，這說明胡錦淘溫家寶並沒有期望一個立竿見影的奇蹟。陳錫文在講話中指出，「一號文件」之所以突出收入問題，並不是當局認爲其他問題不重要，而是看到提高農民收入問題的迫切性和對全局問題的意義。陳錫文特別指出，占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農民收入不能提高，大陸的經濟難以擺脫需求不足的困境。

新的一號文件，突出解決農民收入問題，再次反映了大陸領導人自改革開始以來一貫的方針，即讓政治和法律進步服從經濟增長的需要。這個思路雖然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但是，很難設想，他們會放棄這個思路。這是因爲，撇開經濟來搞政治和法治改革，少見成功的先例，不到了經濟政策找不到出路，政治家一般不會作那樣不得已的選擇。

因此，實質性的問題，是胡錦淘溫家寶能否找到不付太大的政治代價而提高農民收入的辦法。迄今大陸在解決農民收入問題上，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減負有方，創收無計」。從報導的「一號文件」內容來看，這次出臺的新政策，並沒有在幫助農民創收方面，有任何重大的突破。這主要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原因。首先，不付大的政治代價，很難對農民有大規模的財政轉移支付。儘管大家都很清楚，公務員加薪是錦上添花，而向農民轉移收入是雪中送炭。但胡溫最後僅僅是把朱鎔基承諾的公務員加薪推遲，而不敢中止。當然，目前大陸的體制，很難使財政轉移支付成爲農民創收的有效槓桿，是問題的另一方面。正如我在前兩次評論中指出的，大陸的農村基層政權，沒有能力提供高效率的公共服務，這不僅是一個財力的問題，更是機制的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可能比具體政策更重要的，是新領導人以「一號文件」這個形式對提高農民收入的承諾。考慮到解決農民創收問題的難度，胡溫的承諾是一個相當沉重的承諾。

——轉自《自由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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