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蔣彥永提案與丁石蓀提案

第一，文革、六四事件、鎮壓法輪功，這三波鎮壓是一脈相承的，那麼對文革死難者、關押者的平反和對文革的正名，對六四死難者、關押者的平反和對六四的正名，對法輪功死難者、關押者的平反和對法輪功的正名，也應當是一脈相承的。所以蔣彥永醫生和丁石蓀教授的兩個提案，有共同的價值，那就是對於第二波鎮壓和對第三波鎮壓同時喊「不」，同時要求還原真相，同時要求澄清事實，同時要求懲治罪魁禍首和幫兇，同時要求賠償受害人損失並恢復名譽，同時要求爭取《憲法》賦予公民的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思想自由、信仰自由。

第二，六四事件和鎮壓法輪功不亞於文革的殘酷，甚至比文革更殘酷，受迫害物件的底線越來越低，降低到什麼程度呢？降低到學生、平民，再降低到沒有任何政治訴求的普通百姓。因此，天安門母親、人權活動者、民運人士、政論人士以及蔣彥永醫生和法輪功團體、法輪功學員、丁石蓀教授的努力將面對更大的艱難阻力，也是因爲如此，所以他們的勇氣、良知和正義感也就顯得更爲珍貴。

第三，與六四相比，法輪功唯一不同的是中共對它的迫害更加持久，打擊面更加寬廣，手法更加隱蔽，資訊封鎖更加嚴密，那麼丁石蓀教授的提案所遇到的艱難阻力比蔣彥永醫生的提案更大，因此，丁石蓀的這個提案，它的份量更重，更可貴。

第四，從2001年到2004年的網路文字獄和民間維權的冤假錯罪案來看，除文革、六四、法輪功之外，那就是對網路異議人士和民間維權人士大規模的鎮壓、逮捕、審判、關押和其他種種迫害，也就是說，除文革、六四、法輪功之外，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四波鎮壓。這四波鎮壓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爲了捍衛中共特權，尤其是捍衛中共少部分人的最高特權，而不惜一切代價對民間和平力量實施暴力、恐怖、收買、統戰、謊言等清洗行動。但是這些清洗行動，必然遭到反對，而且反對者必然勝利，因爲道義不在中共那裏，它沒有佔據道德制高點。

二、蔣、丁提案的必然性

一個歷史人物的出現，一個重要提案乃至政策、制度的出現，只要有這種土壤，人民有這種訴求，當它形成一定規模的時候，有一個合適的機會，必然會出現。就好像今天我楊銀波接受你紅峯的這個採訪，這是偶然的嗎？不，這是必然。因爲我看到了很多真相，我走了很多地方，見了很多人，寫了很多記錄和思考，這種記錄和思考是以人民訴求爲根本的，因此這些記錄和思考是有價值的，我要傳播這些價值，而海外媒體、港臺媒體、中國民間媒體有這種傳播價值的機會，我必須珍惜這些機會。講話，講真話，不惜一切代價地談論這些看起來很敏感、但又必須談論的問題，使它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把問題公開化、透明化，放在媒體上、桌面上談，只要問題公開化了，增加交流、認同和共識，這樣才有解決的可能。這也是我們自己學習民主，走向文明的一個過程。

三、我的六四啓蒙

我是1983年正月十九出生的，今年21歲，六四發生的時候我才只是一個六歲的孩子，還在上幼稚園。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民工潮剛剛起步，一些很早以前就到過北京的民工曾經親自見證過六四，這些人當中有我的老鄉，我們交談了很多，聽過很多，這是最早的六四啓蒙。然後在16歲的時候，也就是1999年，我從地攤上看到了一些民間的書籍，有這些事情的記載，文字、圖片都有。2001年10月，我走進互聯網，一直到2002年7月才通過《動態網》看海外網站，《動態網》的首頁鏈結我幾乎都打開看過，尤其是《北京之春》、《六四檔案》，還有自由亞洲電臺的節目，像張敏主持的《心靈之旅》，北明主持的《華盛頓手記》，以及張良寫的《中國六四真相》。當然，以後對六四的了解，主要是通過採訪，比如採訪鄭貽春、張林、楊天水、楊春光等大陸朋友，他們都親自參與甚至領導過這場民主運動。

四、邂逅法輪功

第一次是1998年，當時只是知道中國有這樣一種思潮。然後1999年8月1日，我16歲，當時我在重慶市江北區，那天我和一個朋友在一個廠裏面碰見一羣老人，手裏拿著《轉法輪》，答錄機裏播著音樂，非常熱心地向我介紹。沒過幾天，那些書就被當場焚燒了。然後也是通過網路和海外電臺，慢慢地增加對這個羣體和這場迫害的了解。現在我談談我的個人觀點：儘管我至今都不是法輪功學員，但自始自終我都堅持認爲，無論是什麼重大的問題，必須納入正規的、程式化的法律軌道；黨主意志、私設公堂、酷刑虐殺，這些都是王朝特徵，是真正的反現代文明之舉。在這裏，我順便向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的聽衆推薦一篇文章--今年3月13日，也就是前天，鄭貽春教授寫的《恢復法輪功的合法地位》，在《大紀元》可以找到。這是一篇有史以來大陸公衆知識份子最有膽識和氣魄的關於如何處理法輪功問題的文章，希望大家都去看看。

五、兩會對蔣、丁提案的回應

3月14日，溫家寶只回應了一下蔣彥永的上書，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中國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風波，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這個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的時刻，黨中央緊緊依靠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成功地穩住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局，捍衛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他這個回答，說了等於沒說--按我們的俗話講：有它沒它，都那麼回事兒。我看了一下《蘋果日報》、BBC這些媒體的反映，我認爲有兩個問題我必須講出來：第一，胡溫沒有新政，共產黨除了搞政治鬥爭是第一流之外，高層面向公衆的言辭差不了多少，它的高層政治統一也是第一流的。判斷新政、舊政，不能看表面，要看它的執政基礎，意識形態，具體的行政能力，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執政效果，從政治、社會、文化、經濟、國人的精神、道德、心靈狀態等多方面來觀察。第二，海外媒體、港臺媒體，乃至大陸民衆有相當一部分完全就是一廂情願，寄予新領導班子太多期望，太善意了。現在的路怎麼走呢？以民間推動官方，以民間作爲先導來推動中國走向良性迴圈，民間是第一位的。公民社會，這是一個目標，相對中共來講，中國民盟主席丁石蓀也是民間傾向的。不要太看重結果，關鍵是要說話，要合法地、非暴力地行動，要有這樣的和平的爭取過程，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蔣彥永提案、丁石蓀提案，這是一個過程，一個不必在乎結果，但是一定要注重過程的維權行動。這個行動是有傳染力和感召力的。

六、打壓蔣彥永、丁石蓀？

打壓了又怎麼樣？能夠打壓乾淨嗎？一個蔣彥永被打壓，千萬個蔣彥永站起來；一個丁石蓀被打壓，千萬個丁石蓀站起來。這幾天，我倒是看到另外一種說法，說是因爲蔣彥永2003年揭露SARS真相，某些人懷恨在心，要打壓他，然後高層裏面的某些人就把他今年2月24日「爲六四正名」的上書給了海外媒體，然後海內外空前轟動，然後抓你蔣彥永的把柄，抓住這些千絲萬縷的轟動效應，給你蔣彥永治罪。這種說法我是極不贊同的。爲什麼呢？共產黨有那麼苯嗎？共產黨有那麼傻嗎？既能抓你蔣彥永，又能引起關於「爲六四平反」的世界輿論反響，那麼不是解決了一個小的麻煩，又出來一個大的麻煩嗎？舍大求小，能有這麼愚蠢嗎？所以我的看法是，黨內確實存在有膽有識之士，但最重要的是被民間稱爲「真話英雄」、「民族英雄」的這個蔣彥永。要頒獎的話，還是民間得第一名。

七、普通老百姓能做什麼？

其實，兩個提案不僅考驗官方，更考驗民間和海外。考驗我們的遠見，考驗我們的良心，考驗我們的勇氣。3月14日，我剛剛編撰完一篇文章，叫《2004轟動中國：蔣彥永上書》，這篇文章有8329字，這篇文章裏真實地記錄了大陸普通老百姓的心聲。比如李明（教師）說：「向蔣彥永學習做正直的中國人。」蔣正君（教師）說：「聲援蔣醫生，公道自在人心。」董宇（公民）說：「堅決支援蔣醫生，中國需要這樣的民族英雄，這是中國人的脊樑！」趙晗（公民）說：「蔣醫生是老實人。北京一千多條人命都是他間接救的，是北京的救命恩人。」我覺得這些話，其實就是力量。蔣彥永和丁石蓀的提案，對我們的啓示，就是對良知和正義的恢復，這與權勢無關，甚至與知識的多少都沒關。要講真話，那就要拒絕謊言；要講正義，那就要拒絕邪惡。公民社會的建立，首先是建立真正的公民，這是公民社會最小的組成單位。建立公民，這是公民作爲人，恢復人性的一個巨大工程；也是恢復健康、和諧、良性迴圈的民族精神的一個巨大工程。這裏面知識份子要首先承擔這種義務。知識份子爲什麼叫知識份子？它有兩點必須具有的：第一是精神，第二才是知識。

八、海外人士能做什麼？

拒絕統戰。堅持對真理的追求，堅持對真相的了解，宣傳真理，宣傳真相，同時把目光、把支援、把援助、把捐助更多地傾向中國大陸民間社會。判斷中國的發展不要只看表面，不要僅僅以表面的經濟成就來判斷中國的進步。多聽聽民間人士的真實聲音，多聽聽現在大陸的鄭貽春、劉曉波、東海一梟、趙達功、餘傑這樣的真實聲音，多聽聽現在海外的何清漣、曹長青、胡平、史東、辛灝年這樣的真實聲音。古代詩人賈誼有句詩說得非常實在：曠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在此，我可以驕傲地告訴所有海外華人和真正關心中國的外國人士：最了解中國的人，永遠在民間；中國第一流的人物，也是永遠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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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楊銀波，原籍中國重慶，系中國大陸作家、社會活動者，國際筆會中國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員，主辦《百年鬥志週刊》。

--轉載自《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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