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时报记者王楚3月8日报导，该文指出，“三个代表”考其本由，归根结底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将此具有特定针对性、鲜明党群性、突出教育性的要求性表述写入宪法，作为国民根本大法的指导思想，实难免不伦不类之嫌。”

文章又认为，“三个代表”从理论的广度深度及社会功能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还勉为其难，作为同等的宪法指导思想也就显得牵强。

文章又反对在宪法里出现“人格化”的理论，矛头直指被传希望把自己名字搬入宪法的江泽民。

文章指出：“宪法来自西方，而西方国家不允许将人格化的理论写进宪法（认为这样做带有宗教色彩，不符合宪法精神），不管这种理论公认度有多高，社会影响有多大。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并没有人格化的思想和教义。辛亥革命后的几部民国宪法，虽然良莠不齐，也没有人格化的指导思想。”

可圈可点的是，该文直指“三个代表”不能和马列毛思想看齐，并质疑“三个思想”未经历史检验。该文说：“我们尽管可以说‘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但却很难说‘三个代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经受了划时代的历史检验。”

该文作者又援引清朝历史，指出把“三个代表”入宪，可能发展成为“荒谬”局面。

该文指：“从中外历史看，人格化的理论、思想入宪并不是惯例，而恰恰是特例。在一定的情况下，特例也许是必要的。但如果将特例延续下去成为惯例，就会发展为荒谬。”

孟令伟曾撰写一本名为《中国农民宣言》的书，据报道，他也曾在《改革内参》上发表了《反腐不灵说明了甚么》一文，指出反腐成败的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而在原有政治体制框架中治理腐败已接近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