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自杀的是三个“中青年高级科研人员”。一个是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物种经济动物部经理、36岁的李建良，2月6日“在办公室悬梁自尽”；一个是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41岁的刘华，3月6日“在实验室服毒身亡”；一个是副研究员、39岁的甘博，4月2日“跳楼自杀”。(8月4日《现代快报》)

这三个人的工作、为人怎样呢？群众反映说，李建良“工作特别认真”，“在甲鱼养殖方面很有成就”，当选过“先进工作者”；刘华的为人“无可挑剔”，“没有闹过矛盾”；甘博是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的，“凡是认识甘博的人，没有不交口称赞的”，“先后开发了10多个甜瓜新品种”。他们年富力强，都是难得的农业科研人员，他们都是好人。

他们事业有成，又都有一个和谐的家庭，怎么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告别这个世界呢？

先听听湖南农科院有关负责人的说法：“有关部门已经作出结论。这纯属个人原因”，“精神都有问题。”说得很清楚，他们的死与单位没关系，不关单位事，单位是清清白白的，别来烦单位，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了。

看来这里，我倒觉得湖南农科院负责人很与时俱进，因为现在非正常死的人基本都被戴上一顶“精神有问题。”的帽子，纽约时报报导了一个优秀高三毕业生郑庆明是如何因交不起80美元（650元人民币）学费被逼卧轨自杀的。他自杀后校方推脱责任、老师心安理得，原因是他有“精神病”。而同学们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他是因贫困交不出学费，被老师羞辱后含恨而死的。

那么，湖南农科院三个专家的死亡真相是什么呢？

文章说，这个农科院急功近利，“给全体员工下达了创收指标”，要求“至少自己养活自己”。这就难坏了这些专家，他们搞科研、开发新品种有能耐，做生意捞钱却是笨手笨脚的。李建良的单位“连续两年都没完成任务”。2月6日上午，他“到书记兼副所长何建新的办公室汇报”，“大家也搞不清所里是怎么答复李建良的”，晚上就发现他“用渔绳把自己吊死在了办公室里”。不难想象，这次谈话究竟谈了些什么。甘博所在单位的“总经理”就毫不含糊了，他在会上几乎是讽刺、挖苦地说： “甘博啊，你还是引进的特殊人才，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应该感到羞愧”。甘博死的前一天，带了礼品到总经理家拜访，自然去请求总经理的理解。回到家里，他 “打开液化气”，在自己的“肚子上、颈上分别割了一刀”，爬到5楼跳下。李建良的死，在他的遗书里说得更清楚：“过去，我无意说错了话，得不到宽恕，我愿以死来赎罪！”他担心家人继续受到不公之遇，呼求“我的家人是无罪的，请大家善待他们！”

再清楚不过，这都是“说错了话”，说了那些领导不爱听的话惹的祸。这是“书呆子”常会犯的“毛病”。老专家蒋彦永医生不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吗？军事专家吕加平不就是个“书呆子”吗？他们都是犯了“江泽民哪壶不开专提哪壶”的错误。

文章说，学者型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抓钱的料。古今中外有几个有大成就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同钱结缘的？他们所以能成为“家”，是因为他们能够进行研究、发现，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硬性要求科学家创收是强人所难，瞎胡闹。如果爱因斯坦落在湖南农科院这班人手里，日子也不会好过。

我说，爱因斯坦之所以如此有成就、名扬四海，是因为没生活在这个时代，没生活在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否则他可能比这三个“书呆子”的下场更惨。

文章说，三位专家都是非正常死亡，公安理应介入，要查清他们自杀的原因，而不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去掩盖问题。这样的事情不认真对待，有关责任人得不到惩戒，更多的专家型人才还将继续忍受这类瞎胡闹的磨难。

公安一介入可能后果更遭，公安部长周永康是强奸犯升上来的政治局委员，被中共大树特树的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被老百姓检举，说自她上任以来“登封无晴日”，冤假错案数不胜数。公安比土匪还土匪，把土匪引进来，没有不害怕的。

那怎么办呢？国家到了这地步？新华网今日这个新闻要是往深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