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們所說的「哭牆」，是指耶路撒冷的一處古蹟，據說那裏曾是一處金碧輝煌的神殿，被所羅門燒燬，幸好有六位天使坐在牆下哭泣，這面長達28米的石灰石牆得以保存。後來到耶路撒冷的猶太人，懷念過去的榮光與民族的苦難歷史，常常會撫牆而泣，低聲祈禱，故此牆被稱爲「哭牆」。

而被瑞典記者稱之爲「中國的哭牆」（Kinasklagomur）的地方,是指北京信訪辦門前的人行道。那裏，來自全國各地的上訪者，風塵僕僕、忍飢挨凍地守候著，希望北京官方能夠幫助他們，解決在他們本地無法解決的問題，例如冤假錯案之類。

這是令瑞典記者大開眼界的地方。來自一個特別崇尚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國家，瑞典記者普遍以捍衛弱勢羣體的利益爲己任，只要公民有一點利益受損，例如本國的低收入者看不起昂貴的牙醫，這種消息經常是瑞典媒體大幅報道的頭版新聞。

於是，駐北京的瑞典記者的眼睛，發現了一羣許多體面的北京人視而不見的上訪人羣。佩特松這樣開始他的報道：「農民劉尊民（LiuZunming的音譯）和他的表兄弟寨光華（ZaiGuanghua的音譯）坐火車坐了76個小時，然後在北京中心站過夜，現在坐在信訪部門的人行道邊，等待裏面有人會出來聆聽他們的訴說。」

這兩個貧苦的人說，他們之所以到這裏來，是因爲村裏的領導不遵守法律，奪走了劉尊民家的土地。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到北京來告狀。

「根據信訪部門負責人的說法，去年統計的上訪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有百分之八十的案件由當地解決。這些案件大都與官員腐敗、警察虐待、以及經濟、土地糾紛有關。」

瑞典記者觀察到，信訪部門負責人說的是一回事，但現實卻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劉尊民和他的表親，就沒有任何人理睬他們。這對農村來的表兄弟聽其他上訪者說，北京的信訪部門往往推卸責任，只是把案件退回到地方機構了事。

瑞典記者寫到，由於中共最近召開大會，警察截訪了大約三萬人（據新華社報道北京去年有將近70萬的上訪者）。目擊者說，警察氣勢洶洶地衝進上訪者臨時搭起的簡易住房，毀壞私人物品，把上訪者強行抓進警察的大貨車送回原籍，並毆打那些抗拒者。

來自北歐的記者，一般都有嚴謹的新聞道德，因此，佩特松在這篇有關中國上訪者的消息中，並不發表個人的看法，他只是客觀地寫道：這對來自偏僻新疆的表兄弟，用積攢了半年的錢，購買了價值400元人民幣的車票－－這筆錢對他們是一個不小的數字，穿越半個中國來到北京。他們對中國共產黨最近的大會一無所知，他們只知道，上訪是他們求得公道的唯一途徑。

同情和憐憫，盡在客觀的描述之中。對於我這個旅居瑞典的中國人，這個報道帶來了一陣強烈的震動。想想那麼多露宿街頭、孤苦無助的上訪者，那麼多告狀告了幾年、幾十年，問題和冤屈仍然得不到伸張的人，真是欲哭無淚。

我不知道普通瑞典讀者如何看「中國的哭牆」，又如何看那個造成大量社會不公、還禁止人們在「哭牆」旁申訴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