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出于好心，反遭猜忌”

对赵紫阳的问题，据称早已查清。主要是怕影响政治格局的稳定，一直拖到十四大召开，才不得不向人们作个一父代。李鹏在中共十四大会议上是这样宣布的：

今天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赵紫阳问题的审查。

我受政治局委托，向全会报告，对赵紫阳同志在一九八九年政治动乱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的报告，认为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分裂中央的错误。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赵紫阳同志的错误继续进行审查，中央认为审查小组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实事求是的。通过审查，赵紫阳同志的错误事实清楚，定性准确，体现了对赵紫阳同志负责的精神，政治局同意审查小组的意见，决定继续维护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结论。鉴于对赵紫阳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已基本查清，审查小组的工作已经结束，政治局宣布结束对赵紫阳同志的审查。”

赵紫阳对我说：曾要求将事实材料予以公布，也未理睬。

从宣布的审查结果看，并没有拿出什么材料来予以公布，赵紫阳到底是怎样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只有“帽子”没有“物”，不能让人信服。人们在议论说：哪有不根据事实作结论的？不可理解！哪有因提出不同意见就治罪的？不可思议！哪有总书记要反党的？不可想像！事实又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出，究竟是哪些人在“六四”事件中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应作个澄清。自然人们有理由这么说，这是李鹏主观臆断，从而是对广大青年学生强加的“莫须有”罪名。

邓小平发表了“四．二五”讲话，给学生运动定了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李鹏立即通过各单位传达。这就是把邓小平抛出来了，致使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据我所知，在此情况下，看来赵紫阳的目的是在维护邓小平，解脱邓小平，才把这个决定（指邓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常委有个决定，遇到重大问题仍请示邓小平）公布于众。但却给人以印象，邓小平是在“垂帘听政”（这恰是邓小平所忌讳的），起了反作用，伤害了邓小平。在我问及这个清况时，记得赵紫阳曾叹息地说：“出于好心，反遭猜忌。”很伤心！

为什么“赵紫阳批不得”

“六四”事件后赵紫阳被定为支持动乱、分裂党而下台。据我所知：当时在上层，大反赵紫阳的空气相当浓厚，确实有人在活动，酝酿抓赵紫阳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力群在一次会议上公开点了赵紫阳的名，说赵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胡乔木也发表了文章，公开批评赵紫阳。人们在议论说：如果把赵紫阳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么，总设计师邓小平该放在什么位置呢？对改革开放这个路线又该怎样看待呢？这样自然也就把邓小平抛出来了。邓小平声称：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南巡讲话又指出：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好的，肯定那五年间：“我国财富有了钜额的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那五年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大概由于这个肯定，赵紫阳才免于遭难。据称万里也对人说：赵紫阳“功不可没”。这也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巴！

据我了解，继而又有人在活动，要抓赵紫阳在改革道路和改革路线上的问题。他们提出了所谓两种改革观的论点，那就是有资本主义的改革观，有社会主义的改革观。认为赵紫阳在改革问题上是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了，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看了袁木《关于动乱和暴乱的反思》的文章，其中写道：“赵紫阳同志是不是有把中国经济引导到主要地甚至完全地实行市场经济的轨道去的倾向，我看是有的。”认为赵紫阳损害公有制经济，“有过于发展私营经济和向个体经济倾斜的现象。”这就是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显然是要对赵紫阳开炮。后只因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而云消雾散了。也因为这样，对赵紫阳才未进行公开批判。很明显，批赵紫阳，就是批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大乱，就是又一次大折腾。“赵紫阳批不得”，这才取得“共识”

中国改革的两个代表人物胡耀邦和赵紫阳，一般人称之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就这样被赶下台了。国外评论：这是邓小平战略上的失误，使中国的政治改革倒退了，经济改革停滞了。胡耀邦、赵紫阳就是这样，因为要使中国转向政治改革而成为牺牲品了。

邓小平专权带头破坏法制

看来邓小平的政治思维是：凡没有按他的思想去强调四个坚持的，就认为是支持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认为是没有执行他的路线，就应当下台。其实“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恰恰是赵紫阳总结提出的。邓小平的政治思维又是：凡不按他的意见行事，提出了不同意见，就认为是不支持他，就认为是站在了对立面反对他；谁不站在他这一方面，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就认为是反对他，搞分裂。赵紫阳就是在这样的思维逻辑下被定为支持动乱、分裂党的。国内人们在叹息，改革者没得好下场。但历史地看，我认为这样为民主、为正义，也就是为自己的理念而放弃权位是高尚的。是要流芳千古、永载史册、为后世人所景仰！毫无疑问，赵紫阳的问题是个冤案，如同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就是他的秘书鲍彤也是冤案；（据传言是，公安部、司法部、检察院曾写报告给中央，称鲍不够起诉条件；中央各常委都已圈阅了。后来，一个报告转到邓小平那里。据说邓小平对这个报告并没有看，就说，为什么不可以判刑呢？鲍彤是坏人么！就这样，对鲍彤判了七年徒刑。期满后还不让他回家。这样以言代法，中国谈何法治）！为什么中国一再发生这么多大冤案呢？过去迷惑不解，现在我明白了，其原因是个人专权，权力无限，没有制约，不能制衡，不实行民主政治。所以，这是制度造成的，是专制政体必然产生的恶果。

赵紫阳改变党内认错传统

我的看法是：不管赵紫阳今后处在什么位责，软禁也好，复出也好—甚或是坐牢也罢！他的形象、旗帜始终会存在看。在此，我引证《潜龙八动》（台北世界新闻传播学院出版）作者开颜的一段评论：“赵紫阳不但在经济上全力推进改革开放，而且在政治上也突破了邓小平的僵硬立场，成为中共内部推进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方面，赵紫阳是邓小平改革路线的先锋，是中共内部市场经济最新锐的代表。”赵紫阳在党内创造了新的“赵紫阳模式”，“展示了真理和信仰的价值，展示了个性的价值。”他认为中共党内“从彭德怀到刘少奇，从邓小平到胡耀邦……这几位领导人当时的所作所为，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却一再“认错认罪”，“这就极大地助长了党内是非不分、亡目自主义、唯上是从的弊病”。“赵紫阳改变了这种错误的传统”。但他冒了极大的风险，“甚至有身死非命的可能”。

的确，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破了例”的。这需要有非凡的勇气！认为是正确的，赵紫阳就是坚持不动摇！认为是正义的，赵紫阳则不怕丢乌纱帽！为真理而不要宝座，为正义甘受囹圄而不惧！据我所知，赵紫阳自己是作了坐牢准备的。身边的人看了他那篇答辩词之后说，对于“是否会进监狱的问题”，他都是作了考虑的。为了“真理和信仰的价值”，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这种浩然正气，真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概！他的这个形象、这面旗帜将永远飘扬在人们的心中，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将会对他作出正确的结论。哲学家王若水曾对我说，中国如果像外国那样实行公民选举，一定是赵紫阳，而不是李鹏。这大概是“公论”。俗话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都有一个定盘的星。”

人民为赵紫阳打抱不平

我经历了几件事，在此顺便作个记述。有一次去一家照相馆取和赵紫阳合影的相片，对方看到了是赵紫阳的照片，当即说：“洗赵紫阳的相，不要钱，他是好人。”有一个来访的中青年看到了赵紫阳的相片，就激动起来，并流下眼泪。一九九四年我去海南岛参加体改委研究会，有个气功师在谈话中得知我与赵紫阳相识，马上告诉我：“代我问好！”并说，他敬佩赵紫阳。会后，等候上飞机二个华侨了解到我和赵紫阳相识，当即买了一筐芒果送我，并要我转告赵紫阳，他想邀请赵去西安自己开办的公司参观游览。这样，好像我的身价也被提高了似的。香港的一个亲属孙书玲，在我家看到赵紫阳的相片，得知我和赵熟悉，要求我给以引见，声言：她全家都敬仰赵紫阳。

孙书玲乞求我作个台阶去拜见赵紫阳，教诲自己，感到自己也是无比的荣幸。山束莱阳一个乡镇企业家对我说：没有赵紫阳就没有我们乡镇企业，要求去看望赵紫阳。北京四川饭店总经理转告我，声言：赵紫阳给他们四川做了不少好事，他要以最好的菜，请赵紫阳全家去吃饭。但也因受限制，不自由，不能赴宴。四川人民流传“要吃粮，找紫阳。”

由于香港回归来临，内部放映香港回归历史片，当出现赵紫阳与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举行签字仪式的镜头时，观众就自动地、猛烈地鼓起掌来。

江泽民对赵善意请求不理不睬

从以上可看出人心所向了。公认为“六四”事件后赵紫阳的威信反倒是提高了。从此，我才领悟到为什么置宪法于不顾，要限制赵紫阳的自由，乃是怕扩大赵的影响，影响自己的执政地位。据我所知，赵紫阳曾向中央领导人说过：不要把我当作不稳定的因素，我可以出面化解。却被置之不理。赵也曾要求阅看自己过去写的公开和不公开的讲话、文件，以便写回忆材料，并一再向江泽民写信提出恢复自由，江也不予以回答。人们在议论说，在美国尼克松那样因丑闻下台，新总统上台后，还利用尼克松的影响与智慧去国外为美国协调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却不能有这个气度。

我所以叙述一下以上情况，是因为民心是重要的，是因为人们在怀念邓、胡、赵体制。认为如果维持下来，那么中国的改革不至于这样反反复复地走曲折的道路，中国改革的发展或许将是另一种情景。总之，人们在为这个体制的瓦解而惋惜！也有舆论说：胡、赵两人都没有认识到“左”派势力在有计划、有组织地活动，“先倒胡后倒赵”，来打击改革。甚至有人埋怨赵开始没有给胡以支持保护，致使“胡倒赵孤”，改革力量一次又一次地被各个击破而感到遗撼。甚至有人认为，在倒胡问题上，赵也起了作用。

赵紫阳和胡耀邦“同舟共济”

这段历史的确令人伤怀，好像历史在捉弄中国。据我了解，确实曾有邓力群、胡乔木收集了胡耀邦的材料，送给陈云，并形成为陈批胡的大概十条意见。这个所谓“意见”，又为邓力群在一个会议上所散发（后被赵紫阳制止收回）。据我所知，胡倒后确实又有人在活动倒赵。而胡、赵确实也有分歧，主要是在工作上，那就是：胡主张经济增长快一点，指标高一点，赵主张留有余地，如果超标完成了可以更好地提高积极性；赵感到胡对经济工作好表态，有些想法不切实际，弄得国务院不好工作二。个分歧，经邓小平找胡耀邦、赵紫阳到他家里，当面谈清楚了。又经赵紫阳采取由国务院向书记处汇报经济情况、进行沟通的做法而得到解决。后又成立了财经领导小组，邓小平明确提出：经济工作以后由赵紫阳任组长的财经小组决策，由该小组负责。这样一来，胡就不再干预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赵说，自此他们两人的分歧，也就解决了。

在反精神污染问题上，赵声言：经济领域不反精神一巧染。胡认为这是赵对他的支持，尤其是在邓力群散发批胡的材料（赵紫阳批评这是“无组织行为”）被赵紫阳制止、收回后，胡更感到赵还是支持他的。胡曾亲自到赵家，与赵促膝谈心。据称，赵明确地对胡说：“咱俩过去乃是工作上的分歧，咱俩是同舟共济。”赵还说到：“在这个年龄段的，只有你作总书记最合适，再没有第二人。”大概是胡耀邦摸到了赵紫阳的底，就高高兴兴地辞别了。

至于有传言说：是因为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告状信起了作用，才使胡耀邦下台的。甚至有人说这封信在中央顾委会召开的批评胡耀邦的会议上，薄一波作了宣读。赵紫阳告知：这都不是事实。据我所了解，赵紫阳确是给邓写了一封信，那是一九八四年的事，胡耀邦的问题是发生在一九八六年。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既然这样，吴江所著《十年的路》声称胡的下台是赵的这封信起了“关键”作用！是不正确的。这怎么可能呢？粗略了解中国政治的人都会认为：无论胡和赵的去留，都是元老们所确定。记得赵紫阳曾对我说：在最高层领导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只是征求一下意见，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一致意见，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来。还有他的话你必须得听。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我的看法，这就是老人政治。据我了解，胡不再担任总书记一职，原是在批胡之前的暑期北戴河会议时，元老们已定了的问题，胡本人也知道（还是中央常委的赵紫阳对我说：耀邦当时并不介意；认为自己相当于邓小平的角色）。这怎能去和赵对号呢？富然在批胡的生活会议上，估计赵也提出过与胡有不好共事、合作的一段工作过程。据我所知，赵紫阳当时既讲了用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的一面；也讲了胡好标新立异，喜欢一呜惊人，有弱点的一面。对胡作了些批评，大概是事实。赵没有力主留胡，大概也是事责。我认为这是教训。对此，我也询问了赵紫阳，他说：“胡不作总书记一职，乃是组织上已定下的问题，当时，不可能再提什么了，提了也没有用。”赵紫阳还说：“耀邦下台，当时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这大概是真实的。

下台软禁后的赵紫阳

“一六四”事件后，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在家。只是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央才决定，并派乔石、宋平、李铁映、丁关根向赵宣称：

1.支持动乱、分裂党两结论不变。
2.宣布审查结束。
3.恢复自由。

所谓恢复自由，就是可以去郊区公园，但市内繁华地区不能去；可以去内地城市，但沿海地方不能去；还有不能接见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人们称之为有限度的自由。人们认为，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做法，是与宪法相违背的。

有幸的是，我以“气功师”的名义曾多次去他的住所作了交谈。在改革问题上，公认为赵紫阳有权威性。但中国的政治气氛，正如李瑞环有一次讲话所指出的“往往是谁在台上，什么都是对的。但一下台，又什么都不对了。”还有，虽然公开声称不涉及子女及亲属，实际是，“六四”事件后，赵紫阳在总参工作的女婿被调离，一直未分配工作；其在医院工作的一个亲属应该晋升的也被排斥在外。这哪里是现代文明气氛，还是沿用十分浓厚的封建主义以“人”划线的气味和封建色彩。后也是由“舆论一律”形成的。

杨得志同情赵紫阳

在我和赵紫阳见面之前，杨得志总参谋长曾对我说：“六四”事件后，批赵紫阳的会议，他参加了。他说：赵紫阳一定很痛苦。我领会杨得志的意思是：赵紫阳是受了委屈的。杨得志还对我说：由张爱萍、叶飞牵头，有萧克、李聚奎、陈再道、宋时伦，我们七个上将上书中央，不要出兵戒严。他说，我这一份还未修改好，就已上报了（其实，据我所知，就是乔石、杨尚昆，原来也是不主张出兵动武的；只是因为邓小平决定了，乔、杨二人才改变了态度）。但在我见到赵紫阳后，却看到他谈笑自若，我没感到他有痛苦的神情。后来我见了赵健民谈到这一情况时，他说：一个政治家嘛！应该是这个风度。我看到香港寒山碧著书评论赵紫阳：在“六四”事件上，赵紫阳才算是真正“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使他的形象更为高大，为后人树立了榜样，使人赞赏敬佩他的风骨”。正如高适的诗句所云：“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恰是赵紫阳的一个写照，凸显出了赵紫阳的气质。

不但如此，赵紫阳虽身在日圄，仍不计较自己遭受的苦难。在我修改此稿时，他于一九九七年向党的十五大又写了一封关于重新评价“六四事件”的信；认为迟早是要解决的。他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真是高风亮节，再一次表现出自己政治家的气度！这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但却遭到了进一步的软禁。江泽民声言：这是他自己造成的。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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