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北大荒我惊讶地发现农民的生活是想像不到的贫苦：几乎绝大多数的农民住的都是泥土盖的草房。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农民一天的收入只有二角七分，很多农民辛辛苦苦干一了年，除去了口粮(一年所吃的粮食)分文拿不到。我当时想，如果这已经是共产党所讲的幸福生活，那么旧社会的痛苦生活又该是如何景像？我简直无法想像。好奇心使我迫不及待地想了解农民在旧社会的痛苦生活。

到农村不久，我就与不少贫下中农交上了朋友，我当时想：既然党叫我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他们一定是最可信赖的。有一天，我问村里的会计(贫下中农)：你们在旧社会生活苦不苦？我当时想，他一定会义愤填膺地控诉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谁知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还可以吧。他看我似乎还不太明白，就又补充说：那时的粮食很值钱，一担大豆可换好多布料和油盐酱醋。我一听那不旧社会的生活比现在还好？这位会计的话实在使我感到出乎预料。以后我又问了其他一些贫下中农，回答都是差不多的。

他们告诉我，解放前农民很自由，想富裕点就多开点荒种点地，那些富农就是太勤快了，种地种多了，到土改时就被划为富农。经他们这么一说，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村里的富农子弟一个个干活都那么卖力，原来是天生的劳累命。同时，我也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那几个雇农子弟一个个好吃懒做，干活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年年靠生产队的救济粮过日子，原来就是天生的懒骨头。打那以后，我对富农的看法完全变了，从原来的鄙视到同情。

有一有天，我好奇地问一位贫下中农：为什么我们村富农老才家的三兄弟只见到老二老三，却从未见过老大？那位贫下中农悄悄告诉我，土改时共产党规定每个村都要镇压一个地富分子，我们村因为没地主，就把老才家的老大拖出去给枪毙了。我有点不解地问：那他做过什么坏事吗？那位贫下中农说：哪做过什么坏事，就因为每个村都要完成一个指标，那只好把他拖出去给枪毙了。天那！为了完成一个指标就把一个人凭白无辜给枪毙了？这就是所谓的“土改”？我在农村的所见所闻，不能不使我对自己十多年所受的教育进行反思，那时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共产党的宣传和教育产生了怀疑，而且后来的一次“忆苦思甜”会证明了我怀疑是完全正确的。

一天，生产队把我们所有的知青召集在一起，听村里的老贫农老马头给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老马头是我们村最老的老贫农，也算得上是“德高望重”了，所以做忆苦思甜报告就非他莫属了。老马头从日本鬼子占领东北讲到国民党统治，听他的语气，那时的生活好像并不那么“水深火热”。讲着讲着，他突然说：要说苦，那真还得算三年自然灾害，那真是没饭吃啊，我们一家都差点没被饿死….。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们一个个都傻眼了，这哪是在控诉万恶的旧社会啊，这明明是在控诉我们的新社会吗？大家一个个不知所措，也不敢去制止，因为我们都是在接受“再教育”，怎么能制止老贫农讲话呢。

于是大家不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到生产队长身上，谁知他正坐在热炕头上打盹呢。一个知青赶快把他推醒，等他弄明白什么回事时，他马上对老马头说：老马头，你今天太累了，就讲到这儿吧。于是，一场忆苦思甜报告会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然而无独有偶，一年的冬天我回家探亲，遇到一位在安徽插队的同学，他也给我讲了一个同样的故事，只是他队里的那个老贫农更惨，三个儿子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被活活饿死，而且讲到此时，那位老贫农泣不成声悲痛万分。

就在我逐渐认清共产党的谎言时，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年青时喜欢搞无线电，在农村也经常帮农民修理收音机和扩音器。一次，一位农民捧着一台收音机来要我修理，我检查了一下也没毛病，就对他说收音机没毛病，可是他悄悄对我说，他的收音机收台湾台和美国之音很费劲，问我能不能将这两个台调得清楚些。我一听吓了一跳，这不是收听敌台吗，那可是要坐牢判刑的啊，但看到他那很严肃认真的样子，我也不好意思拒绝他，就帮他把那两个台调得清楚些。谁知，后来就不断地有农民来找我调收音机，我这才发现，其实农民对共产党的宣传早已不相信了，他们渴望的是从海外得到真实的消息。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却仍然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而且不断地被中共的谎言灌输着，中国的老百姓仍然需要冒险从海外的媒体得到真实的消息。

后记：
五年后，我终于有机会回城读书了，当我坐在马车上望着渐渐远去的村庄，我的眼睛湿润了，此时我不知是高兴还是难过，回家是我朝思慕想盼望已久的，但是我又舍不得与我朝夕相处了五年的农民，我感谢他们给我的“再教育”让我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的欺骗和谎言，我也衷心地祝愿他们能有一天可以过上好日子。

一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其间我来美国又进行了“洋插队”，而且最终选择了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度中“扎根落户”。与二十多年前北大荒的生活相比，美国的生活那真是人间天堂了，但是我仍然会想起曾经与我朝夕相处的北大荒老乡，他们的生活是否过得好一些了？

几年前回大陆探亲，我费尽波折找到了当年插队的同学，一见面他就兴奋地告诉我，不久前他回了一次北大荒并拍了录像，我一听马上要他放给我看。随著录像的镜头，我似乎又回到了北大荒，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除了县城外，乡下然旧和我在时差不多，农民仍然住着泥草房。听我的同学讲，村里最大的变化是农民扒掉了土炕改睡床了，村里最富裕的农民可以有了自己的小拖拉机。中国二十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给农民带来的好处也仅此而已！

我的同学告诉我，他们临走时去看望了与我们当年一同下乡插队的女知青，她因嫁给了当地农民所以就扎根农村了。为了生活她在家养了许多猪，整个家都成了猪圈，屋里臭气冲天，家里穷得连墙纸都买不起，只能用旧报纸当墙纸，与我们当年在农村时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我那同学看到此景不由得流下了眼泪，临走时他和他太太把所有随身携带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留给了这位女知青。我的同学讲到这儿我们俩都陷入了沉思，我刚看录像时的兴奋感早已烟消云外，取而代之的是极度的失望。我实在弄不懂为什么“改革开放”了十多年农民还是那么苦？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又是七八年过去了，不但农民兄弟没富起来，连工人老大哥也穷了下去。而且大部份富起来的则是所谓人民的“公仆”党的干部，连美国现在最富有的华人都是“公仆”们的家属，上百万的房子可以用现金买下来，这是我们这些所谓 “中产阶级”的美国华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原来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将社会的财产转移共产党干部的口袋里，看来中国的老百姓要真正过上好日子是无望了。然而《九评共产党》的发表和接踵而来的退党大潮使我看到了希望，我相信许多有识之士所讲的“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这里我想起了一位美国华人讲的话：什么是万恶的旧社会？现在的中国才是真正万恶的旧社会。我也想再加一句：什么是新社会？没有了共产党的中国才将是真正的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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