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老气横秋的教师爷语调指责“六四”──据说学生们没有策略，没有理性，拒绝了一次又一次同官方达成妥协的机会，把邓小平逼到绝路，最终导致政府开枪镇压；据说“六四” 不属于民主运动，因为当时只要求反腐败，没有直接提出民主的理念；据说“六四”事件破坏了中共党内民主派的政治改革努力，从而阻止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耳闻目睹此类指责，不禁悲从衷来。不是为“六四”悲哀，而是为中国文人的愚蠢和奴性感到可悲。愚蠢在于，对激情“六四”的指责是基于对“六四”的无知；奴性在于，对伟大“六四”的指责深处，往往可以看到血都难以洗去的对官权的奴颜媚骨。

“六四”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倡导思想宽容，自由、民主、人权思潮得以在中国大学中广泛传播──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是这种思潮的播种者，大学生、研究生则是生机盎然的沃野。八十年代末，沃野上已然开满多姿多彩的思想之花。这正是“六四”运动崛起的大背景。

时至八十年代末，权力腐败已经深刻伤害了经济改革的成果，全民性的对权力腐败的强烈愤慨，通过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大学生，聚焦于大学校园。胡耀邦先生去世所蕴含的人性悲剧，震撼了人们的道德良知，追求正义的激情点燃了对权力腐败的愤慨，“六四”运动的历史性进程由此开始。

“六四”运动从起点到终点，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理性策划和利害权衡的结果。当局指控有“一小撮”黑手在幕后阴谋操纵，只不过是为屠杀学生制造莫须有的根据。 “六四”精神本质上就是追求正义和良知的圣洁的激情──圣洁得几乎没有一丝策略的阴影。那些责怪学生不懂策略，不懂妥协的说教，就像责怪美少年没有衰朽老政客的狡诈与奸猾一样荒谬。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六四”血案发生的罪责究竟应由谁来承担。难道由于学生面对强权而毫不妥协地坚守了伸张正义的意志，就可以为邓小平屠城暴行找到合理根据了吗？从某些中国文人设定的这种逻辑深处，我们分明看到了对专制暴政谀媚的笑。

至于说“六四”阻碍了中国政治改革，更是大荒谬。那种以为通过党内改革派的渐进改革就可以实现民主化的观念，在中国乃是春梦一场。中国专制力量之顽固和凶残，绝非苏联和东欧诸国可比。中国民主的艰难，犹如在铁板上播种希望。没有“六四”，专制力量也不会允许党内改革派放弃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有了“六四”，中国才有了属于民主的道德象征。

贬低“六四”意义的诸种观念中，最令人齿冷的莫过于指斥“六四”没有资格称为民主运动。持这种观念人物的心目中，民主运动似乎如古板的老修女一样，要有统一不变的服饰。但在活的历史中，民主运动的形式和风格则必然千姿百态。“六四”运动反对权力腐败，不正是从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角度对专制体制的批判，对民主政治的呼唤吗？属于民主运动的历史，一定会超越写在书中的理念，展现为具有个性的进程。就是以上帝的名义，也不能要求民主运动遵守某个中国文人心目中的标准。

对“六四”的种种责难，如果仅仅是出于无知，倒也还可以理解，可悲的是，责难的后面总躲藏着营营苟苟的动机。指责“六四”过程中学生不懂策略，缺乏理性，并非为了给下一次民主运动的崛起总结经验，而只是为了炫耀指责者个人的“聪慧”；责怪“六四”阻碍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进程，无非要取悦官家，希冀得到中国当权者的垂青，满足心中对权力的一份苦恋。

凡此种种，不禁令人仰天长叹，中国的文人，你们何时才能不再用无耻的人格来侮辱知识；你们何时才能让知识成为美德。

万恶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性复苏，胡耀邦、赵紫阳先后主政，国运曾为之一振。人们一度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推行政治改革，从而以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实现民主宪政。但是，“六四”时军队射向人民的枪弹击碎了这一希望。长安街头，坦克履带压碎青年学生血肉之躯的同时，也压碎了残存于中共内部的最后一丝良知。从此之后，兽性如狂，贪欲如炽，中共整体迅速沦落为腐败至极的政治黑手党。为特权阶层谋取私利，乃是这个政治黑手党剩下的唯一政治意志；在中共内部，任何政治改革的冲动都会被空前绝后的腐败所窒息。正因为如此，这个政治黑手党的前途也只剩下一种可能──待到天遣降临之日，被历史埋葬在耻辱之中。正像戊戌变法六君子的血洗去了改良和革命之间的界限，“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现代中国改良与彻底的政治变革之间的界限。“六四”血夜之后，如果有谁再宣扬中共可能进行政治改革的幻想，这种人不是愚昧至极，就是有意欺骗人民，邀宠于暴政。

“六四”是中共暴政之下一次最壮丽的民主运动。千百万被奴化的中国人为学生纯净的心灵所感召，在那一刻摆脱了奴性，像自由人一样对强权说“不”。那真是一刻值千金的历史过程。

“六四”精神，只是圣洁的激情；她超越理性的利害权衡之上，以崇高道义的名义，执著于让正义得到确认，哪怕为此付出青春的生命。自命崇尚理性的文人们完全没有能力理解，现代中国民族人格缺乏的，不是以精明商贩式的利害权衡为灵魂的实用主义理性，而是只以真理和正义为目标的圣洁的激情。正是发展到极致的实用主义理性，使现代中国的民族人格疯狂地追逐物欲，奴颜婢膝地向专制乞讨物性的生存，并在这种追逐和乞讨中腐烂。唯有圣洁的道德激情，才是可能令现代中国民族的心灵得到救赎的启示。一个在价值观念上只崇拜实用主义生存理性，而放逐圣洁激情的民族，乃是一个无梦的民族，一个凋残了诗意和人格之美的民族，一个被阉割了追求理想能力的民族──在精神的王国中如此堕落的民族，根本不配受到光荣命运的垂爱。中国人将圣洁的激情供奉在心灵的祭坛上之日，才是中华民族之魂得到救赎之时。

青春就是美，年青的生命中总有朝霞的神韵。“六四”之夜，破碎的青春中迸溅出的血，染红的却不是朝霞，而是漫漫无尽的黑暗夜空。然而，我仍愿把属于年青生命的“六四”之血──那圣洁的激情，作为我心灵的图腾。为伸张正义，抗争强权而涌流的“六四”圣血，乃是生命美的极致。

追寻生命圣洁的至美，正是我自愿选择的终身苦役。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原题目：六四血，我生命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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