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中国的新闻媒体，被严厉的控制起来，公众舆论顷刻不复存在。残余武装反抗力量，被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

中国历代政权易主时，通常会大赦天下。但毛泽东没有，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杀人：镇压反革命。毛维持政权靠“运动”而不靠法律。他从心底讨厌任何法律，曾对斯诺说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镇反于一九五○年十月发动，毛泽东亲自掌舵，叫公安部长把报告“直接送给我”。镇压物件一类是“土匪”，包括卷入武装反抗毛政权的人；一类叫“特务”，囊括所有为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过的人。国民党政权的基层干部全体当上了靶子，上层国民党官员则受到保护，以引诱海外国民党人来归。毛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我们一个不杀。”

就连说不满的话也受到镇压。有一句奇怪的话曾在华北数省不胫而走：“毛主席派人下乡割蛋，送给苏联去造原子弹。”“割蛋”就是阉割男人生殖器的意思。在村子里，夜间要是谁大吼一声：“割蛋的来了！”全村便会四下逃散。当时中共在华北农村征粮出口苏联，使这“谣言”应运而生。后来，毛接到报告说：杀了一批人以后，“谣言平息，社会秩序安定。”

镇反中，毛一个指示接着一个指示，嫌他的各省领导太手软，太“右倾”，要他们“大捕大杀”。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占人口三分之二的“新解放区”的土改。在这两场运动中，被枪毙、被打死、被逼自杀的人大约三百万左右。

毛希望每一次杀人都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要公开进行。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他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在毛的督促下，北京一地就开了三万次公审枪决大会，到会的达三百四十万人次。一个有一半中国血统的英国姑娘目睹了在北京市中心开的一次大会，公审两百人，然后当众枪毙，脑浆溅在旁边的人身上。躲过了这些大会的人常常躲不过游街示众的场面，或看着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穿街而行。

毛要的是全体人民参加镇反，要他们都受到恐吓。在这一点上，毛比史达林和希特勒走得更远。

要不是考虑到有些人能当劳动力使用，毛杀的人还会更多。他说：有些人“犯有死罪”，但杀了他们会“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于是数百万人被“宽大处理”，送进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劳改营。劳改意味着在最荒芜的地带，污染最严重的矿井，干最累最苦的重活，听最不堪忍受的训斥。身体虚弱的、性格倔强的，往往就死在这些黑暗的集中营里。除了累死病死的，枪毙的，自杀的更不计其数。

在整个毛统治期间，死在监狱、劳改营里的人，再加被枪毙的人，总数大约有两千七百万。

一种典型的毛式惩罚方式叫“管制”，决定了二十七年中数千万人的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监狱外的监视中，一有运动就揪出来批斗一番，平时终日战战兢兢，不知道哪一天大祸临门。他们的家人也备受歧视欺负。这批社会罪人的命运天天都在提醒着周围的人：不要得罪共产党。

镇反时，全国每个工厂、村庄、街道，都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成员是一般平民，往往是最爱管闲事的积极分子。他们的职责不仅是监视政府眼里的罪犯，而且是所有老百姓。毛政权还确立了一项最根本的控制方式：从一九五一年七月起，全国实行“户口制”，人人都必须有固定的居住、工作之地，没有人可以随意迁居、换工作。

毛泽东再三说他的杀、关、管“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一手不行”。“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

镇反的另一个目标，是打击在中国拥有三百三十万信徒的天主教会，被捕的人中有梵蒂冈在北京的主要代表、意大利人马迪懦。毛对梵蒂冈跨国度的巨大权威很感兴趣，津津有味地询问来访的意大利人。正因为它的号召力和能量，天主教会对毛是个威胁。中共接管了天主教办的学校、医院、孤儿院，诬蔑教士、修女吃孤儿院里孤儿的心肝，用孤儿做医药试验。

宗教、准宗教团体，或作为“反动组织”镇压，或置于严格管制之下。几乎所有的外国教士都被驱逐。跟他们一道被赶走的还有外国生意人和记者。到一九五三年，中国基本上没什么非共产党国家的外国人了。

一九五一年底，毛把注意力转移到锁紧国家的钱柜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反贪污是主要目的。贪污犯叫“老虎”，贪污旧币一亿元（合一九五五年币制改革后新币的一万元）的叫“大老虎”，要判死刑。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希望有个清廉的政府，官员们不中饱私囊。人们对三反热烈拥护，心想这是共产党在铲除腐败。人们不曾意识到，国家钱柜里的钱，是从全国老百姓那里拿来的，但钱柜只有一把钥匙，攥在毛一个人手里，他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与老百姓的利益无关。

三反开始不久，毛又搞了个“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运动物件是“资产阶级”。按毛上台初期的政策，这些人的财产没有被没收，企业商业还在继续经营。五反的目的，是使他们从此诚惶诚恐地照共产党的要求干，并利用罚款，从他们那里挤出钱来。

在上海，因五反跳楼而死的多到居然有了个诨名：“降落伞部队”。一位目击者说：“在上海目睹此惨状，心里一直有个问号，既然自杀为什么不跳黄浦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浦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据当时民盟中央参与三反、五反的周鲸文先生估计，两场运动中，自杀者有二、三十万人。

虽然毛泽东的中国很少传统意义上的贪官污吏，这并不等于中共干部生活得跟老百姓一样。在吃、住、行、医疗、孩子教育等民生问题上，毛政权给他们按职位高低规定了普通人望尘莫及的特权。

毛自然是不“贪污”的，整个中国国库就是他的荷包。中国的钱怎么花，没有第二个人有最后决定权。他也不像一般专制者那样有什么瑞士存款。那些人存款是预防某一天被推翻。对毛来说，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他决不允许这一天到来。

毛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像他和他的后继者宣传的那样“艰苦朴素”呢？出现在人前时，不管是公开还是私下，毛都不给人一种骄奢淫逸的印象。他不喜欢豪华，一般人眼中的奢侈品，不论是金子铸的水龙头还是价值连城的古董名画，都与他无缘。然而，他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在牺牲自己，只是他所要的东西不同。凡是他想要的，他都随心所欲地拿取，对国家钱财毫不顾惜。

毛喜欢别墅。起码有五十多所别墅在全国各地为他建起，北京一地就有五所。大部分他从未涉足。这些别墅往往地处优美的风景区。一旦中选，整座山或整片湖岸、海岸便被封闭起来，专供毛享用。这些地方通常有过去留下的精美住宅，毛一声令下，它们就被拆掉，给他另盖房子。

毛最早的别墅大概是北京城西的“新六所”，一进京就开工修建。陆续又建别的，三反、五反照建不误。有一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一九五四年完工。北戴河从二十世纪初就是避暑胜地，有六百多座有钱人的别墅，但没一所合毛的意。按照他的标准，都不安全。毛的新别墅建在一个山凹里，面向大海，背后是郁郁葱葱的山，里面整个被工兵掏空，为毛修建成万无一失的防空洞和隧道。只有极少数中共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随从才可以靠近。

一九五二年，毛的警卫负责人罗瑞卿捎口信给湖南，要他们在省会长沙给毛造一幢房子，说“主席可能回家乡看一看”。湖南领导不知道建房是否真是毛的意思，因为时逢三反、五反，大兴土木好像说不过去。到北京去问，没有答复。他们把自己的寓所腾出来，翻新装修，加设洗手间，安装蹲式马桶。但毛没有回来。他们恍然大悟，原来造别墅是毛的意思。直到别墅“蓉园”落成后，毛才回长沙。

后来，蓉园旁边又给毛修了一幢大同小异的别墅，名曰“九所”。毛的故乡韶山一个村子就造了两幢别墅。其他省当然都盼着毛的光临，听到上边传话：“主席来了也没个地方住。”于是都纷纷破土动工。

毛喜欢游泳。在那个游泳池极为罕见的贫穷年代里，他为自己造了不少游泳池。第一个在玉泉山，建于三反中，根据毛自己的数位，“建造费五亿”（旧币）。三反中私用公款一亿就算“大老虎”，要判死刑。毛后来没去游过，嫌池子太小。在中南海里面，为他建了个室内游泳池。中南海本来已经有个室外游泳池，毛进京以前对公众开放。毛进中南海后，内部的人，头些年还可以在毛不游的时候去游泳，到后来，两个游泳池都归他独占。

当然，一国领袖享受些奢华、别墅，没有什么了不起。毛的不同是，他一边尽情挥霍，一边把自己打扮成节约的楷模，要全中国人民都在极端艰苦中过日子，对挪用国家财产远不如他的人，无情惩罚，乃至枪毙。

在性生活方面，毛泽东统治下的人民忍受比清教徒还清教徒的约束。分居两地的夫妇一年只有十二天探亲假，千百万中国人成年累月没有机会做爱。

而毛本人的性生活却是完全的放纵。一九五三年七月九日，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发了为中央警卫团选拔文工团员的决定。彭德怀一语道破，说这是“选妃”。后来这成了整彭德怀的一条罪状。彭的反对不起作用，部队文工团成了毛的应召站。毛在各地的别墅，也都挑选了对毛胃口的护士、服务员，随叫随到陪毛睡觉。

毛偶尔给女友们一点补贴，有时也给身边人或亲戚一点钱。数目最多不过几百块，但毛总是每一笔都仔细亲自交代。多年来他的管家每隔一段时间要向他报一次帐，毛不时还察看帐目。

毛补助身边人的钱是从中央特别会计室拿出来的，“特会”存着他的稿费。那年头中国绝大多数作者都不许出书，而全国人民都得“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毛著作的销量可想而知。据毛身边人说，一九六○年代，毛的稿费达两百万元以上。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与此相比，毛身边一般工作人员一年工资大约四百多元，有的农民一年辛苦到头才得现金不过数元。

毛的中国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百万富翁：毛泽东。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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