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机场。

其中1941年到1945年的「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使我了解到原来在延安是只准进不准出的。

文章这样写道：集中在延安的热血青年大约有四万人，多是十几二十岁，由中共地下党把他们介绍到这块“革命圣地”来的。到达延安时，他们无一不是兴奋万状。有个青年回忆道：“我们终于见到延安的城头了，我们这时兴奋得几乎要流出泪来，我们在车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欢呼，歌颂这座庄严的古城……歌声开始激荡，我们高唱起(国际歌)和俄国的{祖国进行曲)。”青年们又慕煞干部们身上又臭又脏的烂军服，处处觉得新鲜、刺激和神秘，为之颠倒。(延安颂) 的歌声响彻全城，新来者被编入各种学校受训。但很快的，他们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们来延安是冲着一个梦，这个梦与现实相差十万八千里。

文革中，我和几位同学串连时认识了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小伙子非常英俊，也很健谈。后来去四川支援「革命造反派」时，被对方的流弹击中，被背回来时血一直往下淌，就这样死去了。后来别人告诉我说，他的父母当年就是热血青年，在延安认识的，因为生活太苦，偷偷离开回到上海，成了资本家。

看了张戎的著作我才明白，延安的苦并不仅仅是生活之苦，而是共产党高官骑在下面人头上作威作福。

文章写道：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问题。这个他们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圣地无踪无迹，不平等、特权比比皆是。就吃来说，每个单位都有大、中、小三灶，中灶的肉、油大概是大灶的一倍，小灶就更多了。高级领导有特别的营养食品。

穿着也是一样。一般人穿当地自织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领导人穿国统区进口的舒服的斜纹布。毛的内衣内裤是极细的布。一个为毛家洗洗补补的佣人告诉我们，她本人不够穿内衣裤和袜子的资格，只能穿空心棉袄，经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烟草、腊烛、写字纸都按等级分配。说到孩子，中共领导…)(扁可以送去苏联，或有自己的保姆。职位低一些的高干的妻子生产可以进医院，产后有专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干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结婚的一般干部，要么不敢生孩子，要么自己想法子对付。

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疾病常常发生，但是医药分配按等级。毛本人有美国医生马海德，还有两个苏联医生。如有什么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给重庆的周恩来打电报。医院分高干病房跟一般人病房，进医院得要介绍信，连病人的饭菜也分等级。

抗战刚开始时，延安有个国民政府派来的红十字会医疗队，给一般共产党员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赶走了，有谣言说它用的针药全是有毒的，还在食水里下毒，散播细菌。医疗队走后，个别医生被留了下来，主要为特权阶层服务。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如果不是书中有一段描述，我简直不敢相信进延安就等于有了一份卖身契，生死由党定。

书里是这样描写的：尽管失望，年轻的志愿者却没法离开，他们进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别的红色根据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过来人说：在延安的老干部中，新干部中，思乡病很流行。农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识分子干部就聪明多了，他们不说“回家去”，而是编造一套谎言，说得天花乱坠，要求党调他们出外工作。当然绝大多数不会批准。

书中说：司马璐在医院里看到下面的一场戏：“我们没有病，为什么把我们送到这里。”两个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图挣脱政治指导员的手。指导员对他们说：“同志，你安静一点。”又招呼几个武装同志把他们压住。……两个江西佬继续在诉说：“我们要回家看看双亲和儿女，一次再次请假不准，硬说我们有了神经病，送我们到这里来。”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

仅仅因为想回家看看父母和儿女就要被处决，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原来那个清华大学学生的父母是九死一生逃出去的！不过正因为他们有这段历史，所以二十几年后，文革时还是被活活打死了。打死他们的就是这个在清华大学上学的儿子。当时红卫兵站在旁边，逼着儿子打死父母，说他不打死他们，就打死他，然后再打死他父母。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幕啊！

张戎这本书揭开了我封存三十多年的记忆，这不是一件坏事。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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