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最近来说，显然国内开展的反对官黑勾结的维权运动已经给中共一个很大的打击，而海外的配合，导致国际关注也给中共造成极大的困扰。而正是中共资讯封锁的被突破产生里应外合的作用，以致九评、退党、维权纷至沓来。于是乎中共就狗急跳墙，别忘了今年是狗年。中共所代表的这只狗，不是西方人眼中的宠物，而是一只穷凶极恶的癞皮狗。

对一个国家来说，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因此中共所控制的黑道，“外黑”也是“内黑”的继续。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完成他的第一部回忆录后说要写中南海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情况，随即马上心脏病突发身亡。我一直认为情况不简单。

中共创党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声称：“试看将来之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我一直牢记他的这句话，不论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还是“世界革命”，乃至当今迎合国际社会的“全球化”，都是要把“赤旗”插上全世界。如果说是“与时俱进”的话，那就是有些“红旗”已经改为“黑旗”了。但是美国与西方国家政府显然忽视中共的流氓恶棍本性，或因私利，或缺乏有效的办法来制止中共的这些罪恶活动。他们也看不到，就是宾拉登之流的恐怖活动，背后也有中共的影子。因为这是中共“国际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我不是法轮功学员，开始对他们也毫不了解，但是从他们第一天被中共镇压开始，我就站在他们一边反对中共的镇压。即使与学员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看法，也不妨碍我们之间的求同存异进行合作，在合作中加深彼此的了解。

也因为这样，且不说电脑经常受病毒袭击，而且从去年春节前夕，家里受到接连三天从中国打来的录音电话骚扰，到现在共接到四次，每次最短也有几个小时。最近一次是春节前我出席纽约无线电城抗议“同一首歌”的演出并且发表讲话后，第二天就来骚扰电话。美国政府了解这些情况，但是正人君子遇到地痞流氓，总是缺少办法。

也许共产党以为这样子一来我就害怕了。完全不害怕当然不可能，所以也做了一些防御措施，最要紧是要有警觉心。自从我离开中国以后，一方面除了希望共产党能够改邪归正，可惜带来的一直是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对我的任何打压，只能引起相反的结果：你打击我不要同谁站在一起，就说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那是共产党所害怕的。

也是打从离开中国到达香港的那一天起，我感觉到与其他不幸的中国人比，我是太幸运了，因为我终于有第二个生命。就当我在反右、大饥荒、文革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灾难中已经不幸遇难，这是我的第二个生命，我既爱惜这第二个生命，而且这第二个生命是无所畏惧的，在有生之年，能做多少事情就做多少事情，最要紧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须知，在中共的欺骗与压迫下，我也曾经助纣为虐，当过宣扬中共暴力专政的党史教师，当过兼职的辅导员，也参与斗争过右派与各式“阶级敌人”，还参加过反美游行、以及谴责波匈事件，支持朝鲜金家王朝、越共、古巴共产党等等。这需要我在后半生中做出弥补。

我也告知一切关心我的朋友们，如果我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发生什么意外，只要这是个可疑的意外，大家记住，这又是中国共产党做的！

（2006-2-9）

(大纪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