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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人民报3月4日报导）3月4日早晨，高智晟律师在前往办公室进行每周六的绝食途中，遭到三名中共跟踪特务的纠缠。对方故意制造肢体冲突，借机对高律师实施暴力袭击，并抢走了高律师与外界联系时使用的小灵通电话。 中共特务暴力行为，引发众怒，围观民众纷纷指责。特务见势不妙，叫来朝阳区小关派出所警察将高智晟带走。 据大纪元记者赵子法报导，消息传出，国际哗然，海内外各界众多民众不停的打电话给高智晟律师，希望之声、法新社、美联社、路透社、加拿大广播电台、大纪元、日本的共同社、产经新闻等世界媒体也纷纷的采访了高智晟。不停打来的电话使得高智晟的手机发热，民众和记者纷纷的担心和关注令高智晟感动。 今天周六的接力维权绝食，有全国24省市和台湾的民众向高智晟律师报名表示参加。 下午，高智晟律师在办公室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 “这两天他们针对我的一系列的暴力和恐吓行为，我想这是系列策划当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下楼，象往日一样的去上班，显然这种规律被对方打破了。突然，他们的一个大个子闯到我的前面把我挡住，挡住以后，说我手中的摄象机摄他，而事实上他心里非常清楚，我连摄像机盖都没有打开。这一点到派出所以后，已经被派出所证实了。到派出所以后，派出所把摄象机彻底打开看了，我们连电池都没有开，电池开关没有开，更没有所谓的摄他的问题。 而他说你摄我了，你和我交涉。他一边说，左胳膊迅速的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右手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准备用力的把我的手背到后面去，这种情况下，我跟这个大个子发生了肢体冲突。由于他的左胳膊伸到我的右胳膊下面，恰恰我也伸到他的右胳膊下面，双方就这样叫着劲，我的左手上还拿着摄象机，左手还拿着一个文件袋，在院子里面有十几分钟，进行了大概几十个回合较量。这种情况下他看到没办法制服我，因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围着的其他的秘密警察看着不行了，就又上来两个人，这种情况下，他们三个人开始用暴力对抗我，双方的这种你来我往团在一起。 在上来的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我们最厌恶的一位，他就是跟我们家时间最长的、也是形象最恶劣的一位。他是第一天跟着我女儿的，另外那次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官员诺瓦克来，大闹饭堂的也就是他。今天他一来以后，我就跟他讲，你今天的心态就是把我个人作为你个人的仇敌来对待了。他牙关咬的紧紧的跟我说话，几次拳头准备照我的面脸上打来，都被周围的老百姓给堵住。堵住以后，他个子小，从人群中钻过来以后，从正面把我的脖子喉咙一卡，猛的往后推，另外两个人配合著，这样我就快速的倒退，倒退到了墙根前以后，他们三个人把我压住，把我给制服，拿走我的包，挡住其他人的视线，就翻我的包，把我的小灵通和一个卡给抢走了。抢走以后呢，一直跟我的那个大个子，我始终拽着紧紧的不放手，他们三个人默契的配合了好几次，都没法脱身。在没法脱身的情况下，周围老百姓就开始指责他们，有人就义愤的说你们每天开着无牌照的车在这周围晃荡，都好几个月了，你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看没办法脱身了，他们就赶紧打电话报警。我也希望他们报警，我现在没办法打电话报警，因为我们这样僵持，僵持到什么时候去。 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来了，就要把我给带走，我给警察强调，对方在光天化日之下，使用暴力抢劫了我的小灵通，抢劫了我的手机卡，而被抢劫的财产就在他们的手上，他们是犯罪嫌疑人，应该把他们带走，而把我的手机还我，把抢我的东西还我。警察说：好，好。而他嘴上说好，还是把我给强行带走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到了派出所以后，关上门来的时候，派出所上下对我非常的客气，他们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看看能不能把我的小灵通给我要回来，其它他们没有办法。” 当记者问到那些制造事端的特务有没有给带到派出所时，高智晟说，“没有。”因为派出所离我家就200米，再清楚不过对方是干什么的了，连周围的居民都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而且派出所的一警区警长就住在我的楼下。 高智晟律师还表示，我可以确切的判断，我目前的情况绝对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干预和控制，所以这些迫害我的人才到了如此歇斯底里的地步。你不让我抓，我也绝不能让你好受。这些特务的应对手段卑鄙阴暗。 当记者问到中共高层决定不抓你是出于什么考虑时，高智晟说，他们的考虑是很复杂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绝不是为民众考虑，他们知道我的背后站着许许多多老百姓，他们不愿意留下骂名。 记者问，中共高层对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政府来的压力，您怎么看呢？ 高智晟说，简单从政治上判断，双方在桌子下的“商谈”已完，从而不得不把这个问题表面化和分歧公开化。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方面，至少美国国务院的关注使得这个问题本身的重量增加了，也使得国界媒体关注的频率更高了。 当记者问高智晟这对以后局势的变化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时，高智晟表示，暂时我个人的命运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从当局继续拖延司法部的复议情况上看，中共高层不打算恢复我的律师事务所，他们要恢复，就不会拖到最后，因为到了3月18日就到了最后的期限了。 高智晟最后强调指出，当局以为关闭我的律师事务所以后，把我个人的作为已经限制的很小了，而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使得我“对他们的杀伤力更大了，我由原来的一个法律技术人变成了一个法律政治人物，因为它把我从过去持续的和地方腐败势力的斗争中彻底解除出来了，专门和暴政专制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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