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晟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拒郭事件”不是内斗，他已在《不得不向余杰说几句》中模糊的点到了深层原因。

“拒郭事件”经过

今年4月，美国政府要求提供到美国参加“中国自由高峰论坛会议”的中国人权人士的背景资料，包括高智晟、范亚峰、郭飞雄、张星水、李柏光、余杰、王怡等。但因为中共的阻挠，高智晟、范亚峰、张星水不能成行，只有郭飞雄、余杰、王怡、李柏光四人踏上了美国之旅，这四人中只有郭飞雄事先得知可能美国总统布什会在白宫会见他们。

5月8日得到白宫会见的确切消息后，郭飞雄很欣喜。但随后被傅希秋和王怡告知，因他不是基督徒，不能参加会见。

高智晟说：“当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后，傅希秋感到问题的严重，他就迅速的和范亚峰取得联系，范亚峰又迅速的和我取得联系。范亚峰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凌晨2点到3点之间（美国时间8日下午两点），傅希秋先生说王怡和余杰是要坚决阻止郭飞雄先生去，他们开始并非说郭飞雄去他们就不去，而是坚决阻止郭飞雄去。傅希秋刚打完电话以后，不到几分钟，王怡又来了一个电话，向范亚峰说明不让郭飞雄去的理由，但是范亚峰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非常的荒诞，无法想像的荒诞，坚决反对！王怡说郭飞雄不能去，郭飞雄要去的话，要释放出很多混乱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电话就没有达到一致的意见，范亚峰再次表示强烈的反对。

“到第二天，范亚峰两次给傅希秋打电话，表示我们强烈的反对，因为我们认为不能弄出如此令人痛心的结果来。但是，第一次九点钟交涉之后，在第二次再次要求傅希秋先生回复的时候，傅希秋说，余杰和王怡提出以退团来相威胁，就是说如果郭飞雄去，他们就不去了。

“所以这个事就按照王怡和余杰的愿望定下来了。因为如果他们两个退出来的话，那实际上等于把美国政府也尴尬的放在那儿了。

“到9点之后，情急之下，范亚峰直奔北京机场，直接买了去美国的机票，结果10点钟给我打给电话说中共特务在机场阻挠他不让他走，就说，他最后协调成功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当时我们两个的调子就是要冷静，走出对这种问题处理的传统模式的桎梏，不要用争吵和对骂来解决问题，而是用民主、法制和公义来解决问题。”

郭飞雄称，傅希秋先生一再表示，他受到了王怡、余杰二人退团和其它压力，被迫如此。

5月9日上午，郭飞雄通知傅希秋，说范亚峰、高智晟、张星水与郭飞雄四票赞成郭飞雄前去会见布什，但是没有改变局面。最终，布什在白宫只是会见到了余杰、王怡和李柏光。

决不是“内斗”

高智晟说，他不认为“拒郭事件”是民运的“内斗”。“余杰他们是不是基于这样的动机掀起这场风波的咱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决不把它当成一场内斗去对付。

他说，事件发生后，他和范亚峰就意识到“绝不能用传统的对骂方式解决这样的问题，用民主、法制、公义和爱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曾私下提议成立一个双方都认可的 ‘内部调查委员会’，由双方写出经过，委员会调查后协调解决，澄清事实，该哪方赔礼哪方就赔礼道歉，公诸与众。但是，这样的努力失败了，我们最后没有成功。”

高智晟表示，如果因为他发表文章而得罪了余杰、王怡，他感到遗憾。但他必须对真实负责。

高智晟说：“自中国维权运动名声鹤起之后，和国内的一些具有一定道德声名的这些知识份子的摩擦一直是不断，这样的冲突对国内的维权运动来讲，始终是处于被动和忍辱的地位，但是一次一次这样的冲突和波折啊，被迫的摆在了维权运动的面前。”

余杰和王怡怕郭飞雄见布什提法轮功问题

高智晟说：“郭飞雄去肯定要提出法轮功问题，这也正是他们所谓的郭飞雄去了之后要释放出很多混乱信息的思想。所以，你想，他们见到布什总统以后，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是这是一个纯粹带有宗教色彩的会见，而恰恰目前对作为信仰被迫害得最为惨重的问题，他们却一个字都没有提。

“一方面布什会见的主题是见大陆的人权活动人士，而另一方面我们整日就是为了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奔走。那我们肯定要谈及当今中国人权领域最糟糕、最为惨烈的事件，那就是法轮功问题，那我们肯定很大一块的成分要谈这个问题。另一个就要谈中国的上访群体所处的灾难性问题……，当然我们要谈许许多多我们要谈的问题，中国的这种司法腐败、政治腐败、人民的完全不自由问题，执政集团公然践踏法律的问题……，我们肯定都要谈。我这里不会有挑肥拣廋的，我这儿肯定都会有机会的。哪个群体所遭受的灾难最为惨烈我就去谈哪个领域的问题。”

高智晟说，他不认为王怡余杰等人在会见中为基督徒的信仰而呼喊是错误的；但是，还有许许多多没有呼喊到的领域，那是错误的。

他说：“这里面多少体现了一些人性的暗昧，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当我看到他们和布什的谈话内容以后，我认为这次会谈仅有他们个人炫耀的意义。而恰恰的是美国的总统、白宫的班子，面对中国的维权运动，面对中国的人权运动给的这么一次机会。这次，实际上等于美国人选错了对象，但是美国人是被动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名单当中，郭飞雄去不了，高智晟去不了。

高智晟还说，最近几天人们给我打电话最多说得一句话就是“余杰和王怡他们很会说话”，这也证明他们很会做事。我很为上帝感到悲哀，甚至可以说是我很为上帝感到难过。我给郭飞雄说过一句圣经里的话就是“申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时我是劝说郭飞雄的，圣经里面同样提到的就是“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图他人的东西”，如果这样做了，那可能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非常清楚这样的因果关系，除非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虚假的。

高智晟表示，在上帝的眼里，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受迫害的基督徒不应当有区别，否则上帝的公义就是有缺陷的。上帝的公义本身是完美的，是没有缺陷的。是人类认识的缺陷导致了这样的区别。他在《敬天谢神者叩问天道》里已经讲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和我们心里的暗昧去作战

高智晟说，“在《不得不和余杰说两句》发表后，很多人给我打电话，他们认为我做的是恰当的，包括范亚峰博士。这样的电话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都有。

“我呼吁今天的中国人啊，我们都和我们心里的暗昧去作战，都以心里光明的东西去衡量他人的行为，衡量我们今后所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切记住，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恶劣，与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暗昧都有关系，我们要本着去做事、而不是争名利的行为的原则，去实施我们诸多的行为。

我们中国人权糟糕的现状，同时也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现状。那么未来的民主社会，他不仅应当是一个和谐和公义的社会，她同时更应该是一个极具道德的社会，我们希望人们都有这样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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