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自10月15日开始的这一周之内，中国却罕见地没有新闻。

新闻，就其定义而言，在传媒空前活跃的今天仍然存有分歧。按照官方的非正式定义，新闻应是“喉舌”吐出的声音信息；《现代汉语词典》对新闻的定义则是： 1，报纸、广播电台等报导的国内外消息；2，泛指社会上最近发生的新事情。《现代汉语词典》的两种定义同样是粗疏而不科学的，前者就像“桌子是木匠制作的一种家具”一样，没有指出新闻的特性，后者混淆了客观发生的“新事情”与作为文本而存在的“新闻”的关系，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社会上最近发生的新事情” 都会成为新闻，比如说，正当十七大召开之际，北京访民华惠棋被殴打和软禁的“新事情”就不能成为报纸、广播电台等报导的消息，再比如说，《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一书的作者姚立法和另一位前地方人大代表吕邦列的失踪事件，也无法占据国内任何一家报纸的最小版面。因此，如果想较为准确地定义“新闻”，必须涉及新闻构成的基本要素。

新闻之所以有别于其它文字形态，按照传统观点，应具备几个必然构成要素，亦即五个W：When（何时）、Where（何地）、Who（何人）、What （何事）、Why（何因），但是，具备这五个要素并不必然成为新闻，“事情”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还应具备“具体性、真实性、时效性、新奇性、重要性、公开性”等特征，否则两条狗在街上打架也可以是新闻了。

十七大会议期间，有关中国新闻的关注焦点当然首先集中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但在这个富丽堂皇的建筑内，并没有任何“新奇性”的事情发生，不需要任何新闻报导，我们也能预知自2007年10月15日上午开始的会议之流程，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都是程式化的，毫无悬念和意外，同样，会议当天和次日于出版的国内报纸几乎是用一个模子刻版出来的，没有任何悬念和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万众瞩目的十七大本身没有新闻，古板的会议讲话和千篇一律的新闻报导只具宣传意义，真正的新闻要等到十七届一中全会召开后的常委亮相时才会产生。

当然，采访十七大的中国国内记者只占新闻从业者的极少比例，中国记者中的绝大多数在十七大召开期间仍要坚守岗位，并未放假回家睡觉，可是，这一周却似乎成了他们的冬眠期，打开国内的报纸、电视，我们会发现在这段时间内，记者们集体放弃了采写新闻，为了十七大的顺利召开，宣传系统早就通过文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要记者们闭上嘴巴，于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煤矿爆炸、车祸、环境污染、群体上访、发表公开信、贪污腐败、违法拆迁、非法拘禁乃至于夫妻吵架这样有违 “和谐”的事情，统统不能进入新闻的视野，与此同时，充斥我们眼前的大量讲话文件、代表发言、专家观点、理论阐释等等更是与新闻无干的东西。

境外记者的报导虽然不受中宣部的控制，但是他们同样无法给我们提供新闻。首先，会议的保密程度仅次于建国前的历次党代会和文革时期的九大，参加会议的两千多名代表连上网都属于违法会议纪律的行为，这种情况下，境外记者们只能欣赏人民大会堂里毫无悬念的公开表演而无从进去“会议背后的会议”，而在那里才会发生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其次，即使境外记者发出具有“真实性、时效性、新奇性”的报导，也无法满足新闻的“公开性”要求，我们既不被允许订阅境外报纸、收看境外电视节目，更要在十七大召开之际承受封网加剧的现实，就连通过互联网获得歌功颂德之外的信息都变得异常艰难，此时，新闻确实显得过于奢侈，对中国民众来说，如果不想忍受各电视台没完没了的主旋律聒噪，就只能关掉电视。

也就是说，对那些习惯于通过新闻了解天下事的人们来说，十七大召开以来的这几天成了一段时间上的空白，无法确认的小道消息满天飞，真正的新闻却看不到。作为受现代文明熏陶的新闻受众之一，我希望十七大赶紧过去，让我们的生活从敏感期回归正常。“正常情况”下，虽然我们也要忍受中宣部的新闻过滤，但利益分化、众声喧哗的时代中，除了最高权力者的最高会议，没有什么借口能让所有媒体噤声，于是，我们便可以或多或少地读到或听到一些新闻，聊胜于无。尤其是，作为一个偶尔书写时评的三流写作者，这种全面的新闻缺失状况会堵塞我了解社会的信息渠道，加之同一时间内国内各大网站纷纷收紧发贴和审贴的标准，令人深感郁闷。

好在会议即将过去，无论如何，新一届常委的亮相对中国人来说是件不小的新闻。虽然“何时”、“何地”、“何事”都是程式化的，但“何人”却充满了悬念，而不被公开报导的“何故”，更会给人们以广阔的想像空间和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我更大的期望（也许是奢望）是：新一届常委能给中国新闻界以宽松的生存环境，让民众知晓一些真正的新闻。

2007年10月20日

原载《议报》第325期（略有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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