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从共产集权社会走出来的中国人，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舞蹈演员，在灵与肉的挣扎中，毅然张开翅膀，挣脱束缚，飞向自由的蓝天和艺术的巅峰。原北京舞蹈学院的演员李存信的故事正在全球影院公开上映。影片的主题是：“要想飞起来，你得先有自由”（Before you can fly, you have to be free）。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 在影片中，即使是强硬派的中国政府官员，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人性化的一面──他们是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受害者，他们强硬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像李存信这样的勇气，迈出走向自由的这一步……希望中国政府能让这部影片在中国上映，和全球观众一起分享中国人的骄傲和走向卓越成功的故事。”——《毛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的编剧简‧萨蒂（Jan Sadi）。

从极权飞向自由 丑小鸭变天鹅

这是一部根据旅澳华人李存信的自传体同名小说拍摄而成的影片。祖籍山东青岛的李存信，出生于一九六一年，家境贫寒，父母都是没有念过书的农民，他十一岁的时候，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选入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芭蕾，后来又被访华的美国休斯顿芭蕾舞团的艺术家看中，作为中国政府官方派出的第一批艺术留学生来到美国学习。一九八一年，李存信和美国女友伊莉莎白结婚，并做出了人生的重大选择，留在美国继续艺术的发展，因此被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扣留二十一个小时，最后在雷根总统和当时担任副总统的老布什的介入下，中国政府同意放人，李存信获得自由。

从一个给江青跳红色芭蕾的共产主义青年，变成为美国老布什总统和夫人表演优雅《天鹅湖》的高贵王子，一跃成为国际知名舞蹈家的李存信，人生起伏跌宕，充满了戏剧化的色彩，也反映出了集权社会下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人性的追求。

金奖名导发掘动人故事

二零零三年，李存信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在澳洲出版发行，成为全世界著名的畅销书，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

把这个故事搬上环球大荧幕的是一个高鼻子、黄头发、对中国人怀有深深敬意的西方人，他就是好莱坞著名导演─—布鲁斯‧贝尔斯福特（Bruce Beresford）。

“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最重要的是关注他所生活的时代，尊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善于发掘故事，把人性的关爱通过质朴和忠实的手法表现出来。”这位出生于澳洲悉尼，经常往返于美国和澳洲拍片的世界级导演这样告诉我他成功的秘诀。

布鲁斯‧贝尔斯福善于用简单的题材来表达深刻的内涵。他导演的《为戴茜小姐开车》（Driving Miss Daisy），描述了美国南方一位性格倔强的上流社会白人老太太和一位忠厚耿直的黑人司机主仆之间的故事，没有启用好莱坞超级明星，没有耗资庞大的场面、煽情的镜头和惊人的悬念，而是在平和的手法中表现人性的光辉，在从容的镜头前面展示人和人之间的善良与真诚，因而打动了全美的观众和好莱坞的电影评论家，一举获得一九九零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他最新执导的影片《毛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将于二零一零年八月在全美影院公开上映。这部电影是布鲁斯的得意之作，耗资二千五百万美金，分别在中国北京、美国休斯顿和澳洲悉尼三地拍摄，历时两年多制作才完成。

布鲁斯的声音充满了澳洲人特有的爽朗质朴，访谈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他阳光般的乐观和热情。今年七十岁的他仍然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继续他的导演生涯。他说：“五月份我会到美国拍一部新片子，八月份参加《毛的最后舞者》（Mao's Last Dancer）在美国公演的首映式，我希望美国的观众喜欢这部影片，尤其是中国人。”透过对话，我们将更能了解他拍摄此片的思考面向与经验，以下是记者与布鲁斯的访谈内容：

政府官员也是共产主义受害者

记者：您为什么选择拍摄李存信的故事？

布鲁斯：李存信的书刚上市时，我就看到了。他的故事吸引了我，一个从丑小鸭到天鹅，从平凡到辉煌，这样的故事在电影界中很多，但是，他的经历可以说是非常两极化的。从集权社会下一个贫困得不可思议的环境中走出来，成为世界一流的舞蹈演员。这个过程是常人难以想像的艰辛，成功的机率是那样的微乎其微，然而他走过来了，做到了，他对艺术的追求、勇气、毅力让人惊叹。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充满人性的故事。在中共严酷的体制下，即使是那些强硬派的中国政府官员，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人性化的一面，他们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受害者，而他们本身并不是邪恶的坏人，他们是值得同情的人。

记者：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布鲁斯：第一个挑战是找到男主角。这个角色不好找，要求很高：首先他得是个芭蕾舞演员，而且不是一般的芭蕾舞演员，必须是一个卓越的芭蕾舞演员，世界一流的，还得会说中、英文两种语言，还要长得英俊（笑）。在李存信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在英国伯明翰皇家芭蕾舞团任首席演员的曹驰，我们专门飞到英国见到曹驰，一见面就非常满意，敲定他就是影片的男主角。

第二个挑战就是──找到一个和李存信童年时代生活环境相似的拍摄场景。

当年他和父母在青岛农村住的小屋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花了很多周折找到一个理想的拍摄地──距离北京北部一百多英里的山区，离长城很近，有一个破旧的废墟，早已不住人了，是当地农民用来存放干草的地方，经过一些艺术加工处理，就变成了李存信童年生活的地方。

北京忙奥运建设 幸运无干扰

记者：在中国拍摄一共多长时间，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布鲁斯：在中国一共停留了六个多月，那时北京正好是冬天，非常冷，在摄影棚，每个人都裹着大毯子，拍摄期间，还下了几场雪，正好拍片需要雪景。有很多中国的青少年芭蕾舞演员参加了影片的拍摄，那个扮演童年李存信的小演员，他很认真，很可爱。中国的演员大多数都不讲英文，我们通过翻译和他们沟通，他们都很努力。

记者：除了紧张的拍摄工作，在中国生活得习惯吗？

布鲁斯：中国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出生在悉尼，悉尼有很多中国人，我上学的时候，班里就有中国同学。在中国拍摄期间，我们在中国的向导带我们去各种不同的餐馆，他们知道哪里有好吃的，跟着他们尝遍了中国山南海北的味道。中国菜真是太好吃了！Amazing（让人惊叹不已！）（开心地笑）

记者：在中国拍摄期间，没有遇到中国政府这方面的麻烦吗？

布鲁斯：我很担心中国政府会来干涉我们，你知道，那段时间，正好斯皮尔伯格（好莱坞著名导演）宣布退出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艺术顾问，中国政府很不高兴，我们担心他们（中国政府）会对西方艺术家不友好。但是很庆幸，北京忙着准备奥运，搞建设，无暇顾及我们（笑）。虽然这样，我每天都捏着一把汗，但是还好，没有出现什么干扰。

记者：在中国拍摄期间，有很多中国人参与了这部影片的拍摄，他们对这个影片有什么看法？

布鲁斯：摄制组有二百五十多人，其中一些中国人亲身经历过毛的时代，他们经常告诉我们毛时期的一些笑话，调侃地说：“想当年，我们干这个，干那个。”他们很幽默、风趣。他们对我们很客气，照顾得很周到。我们的摄影棚，有专门给中国演员做中餐的师傅，还有给西方演员和摄制人员做西餐的厨师，大家在一起合作很愉快。

记者：能告诉我整个影片中你最喜欢的画面吗？

布鲁斯：（笑）每个画面我都喜欢。其中两个地方，让我很感动，一个是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在李存信家乡的山村，他和玛丽在泥泞的土地上翩翩起舞，为他的父老乡亲而舞，为那个启迪他欣赏古典芭蕾的陈老师而舞，我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结尾。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李存信“叛逃”后，带着红袖章的共产党村干部找到他家骂他父母，李存信的母亲（陈冲饰演）的那段回应，你不觉得很精彩吗？（记者答 “是”），我觉得简直太棒了！Fantastic！（开怀地笑）

音乐原汁原味符合中国时代特点

记者：你见过李存信母亲本人吗？

布鲁斯：是的，我见过她本人和她的先生，跟他们一起喝过茶，她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令人敬佩的女性，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中国人传统的人格力量，她很聪明、智慧、坚强。

记者：现实生活中的李存信是怎样的一个人？

布鲁斯：他非常有风度，人品很好，很善良，待人谦和，对人很好，很客气。有时我会碰到一些人，表面看上去很好，但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找到让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找到让我不喜欢李存信的地方（开心地笑）。他虽然吃了很多的苦，但很乐观。还有，他很宽容大度，没有记恨或怨恨，即使是对那些曾经给他带来痛苦的人和事。

记者：影片一开始，音乐就把人带入中国社会的那个年代……

布鲁斯：（自豪地接过话题）中国味很浓，是吧？影片中所有的音乐都是我的老搭档──作曲家克里斯托夫‧高登（Christopher Gordon）的原创，无论是表现古典浪漫主义的芭蕾舞剧《吉赛尔》、《天鹅湖》，还是李存信在毛时代跳的红色芭蕾（笑），用的背景音乐都是他创作的。

记者：红色芭蕾的音乐，也是他创作的？

布鲁斯：是的，找到合适的音乐很难，我就请他自己创作，他听了一些毛时代的音乐，然后根据想像就创作出来了。所有音乐都是在悉尼录制的，他在悉尼找到懂中国音乐的人，用的都是中国的乐器，所以你听起来是原汁原味符合中国不同时代特点的音乐。我觉得他的音乐创作很棒！

记者：您刚才提到中国政府官员是共产党体制下的受害者，中国人和中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你在影片中把他们（中国政府官员）人性化的一面表现出来（布鲁斯答“是的”），你觉得，如果他们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也会被感动吗？

布鲁斯：希望如此。我听说，北京现在已经能看到这部影片的光碟了，当然啦，是属于“非法”的禁片（笑）。我想，目前中国官方不会允许这部影片在中国公开上映，但是人们在私下里能看到。

记者：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并喜欢这部影片。

布鲁斯：谢谢你！

《毛的最后舞者》于二零零九年九月在多伦多电影节第一次亮相，然后在澳洲墨尔本、悉尼、阿得莱德、布里斯班首映，获得观众的巨大回响，本片将于二零一零年八月在美国各大影院公开上映。

(新纪元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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