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現有資料，中共與日軍的勾結始於1941 年。1941年4月，當中國的抗日戰爭正處於關鍵時刻，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與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僞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爲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冒然行事，當即決定潘漢年返回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並要求中央給予正式文件指示。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着手和岡村寧次以及在南京的汪僞政權談判締約。

當饒、楊、潘到達南京後，首先去找了汪精衛，卻遭到了汪的拒絕。深諳共產黨邪惡本性的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裏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爲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裏，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裏。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十二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被汪精衛拒絕後，竟直接與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接觸。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爲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建政後，毛澤東爲了掩蓋這段見不得人的歷史，首先把高崗以及與其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饒死於獄中；繼而又將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爲「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富拉基米若夫在其日記中也證實了中共勾結日軍的行徑。他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的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着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爲，「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爲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另外，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也披露了一則抗戰後期，中共揹着國民政府和四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私下裏透過祕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該書披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來了一位神祕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衛兵們大驚失色，緊急通報上去，軍部的長官連忙出迎，慇勤接待……抗戰史上的一篇黑幕故事從此開始。

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爲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資訊……新四軍接報，因事關重大，即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方面反應奇快，密電答覆：可以和日方祕密接觸。6月初，日軍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爲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覆，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啓程赴南京。抵臨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八個縣城，新四軍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這化敵爲友的第一次正式談判自然未獲實質性成果，但已協商好保持祕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爲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發現的祕密。」

中共的兩面性，即一面是人，一面是鬼的醜惡嘴臉再次暴露暴露無遺。難怪那位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道：「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爲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 毛所領導的中共在其以後的統治歲月中，又何嘗忘記「人民也只不過是其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爲了一己私利，中共真正是不擇手段。這也就毫不奇怪毛要感謝 「日本皇軍的入侵」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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