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共人民网6月13日刊载《文汇读书周报》一篇文章，与宋庆龄有半个世纪交情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之子、宋庆龄晚年的摄影师周幼马回忆披露说，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苏联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此后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

文章称，宋庆龄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员、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员一样，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革命”去战斗的“先进分子”。由于共产国际和宋庆龄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庆龄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

据廖承志在1981年回忆，1933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来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们二人在场时，宋庆龄明确告诉廖承志说自己是代表最高方面──苏联共产国际来的，找廖承志问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廖承志飞快地写出了名单。十分钟后，宋庆龄回来，她打开皮包，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了出来，将廖承志写好的那张纸条卷成卷塞了进去，放回皮包，然后匆匆离开。

廖承志回忆道：“尽管过了将近50年，但那短暂的不及半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难看出，宋庆龄这时已经是能够代表共产国际“最高方面”来接头索取情报的人了。由此可以说，在1933年5月以前，宋庆龄已经成为为苏联共产国际进行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

文章披露，俄罗斯当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档案里记录了这样一段史实：1934年6月，共产国际联络局派往远东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级汇报备忘录里说：“把宋庆龄吸收入党是个很大的错误。她对秘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召开了反帝大会。而她一旦成为党员，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价值了。”

周幼马说，以上可以看出宋庆龄确实是加入了共产党，加入时间应从1931年7月从德国回国参加母亲的葬礼，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谈话之前这段时间。

30年代初期，宋庆龄曾解救出陈赓、廖承志、陈独秀等许多中共要人和地下党员。1936年初，冯雪峰到上海领导中共地下党工作，宋庆龄请冯雪峰和潘汉年派一位中共党员在自己身边做秘书，负责她和中共地下党之间的联系，传递她为中共提供的南京国民党高层的情报。中共派来了李云做宋庆龄的秘书。

中共在上海地下党的特务首脑潘汉年，在1937年对宋庆龄有过这样的评价：“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1936年3月，应毛泽东的请求，宋庆龄给延安中共派去了美国医生马海德；6月又派去美国记者斯诺。11月，毛泽东又向宋庆龄借了5万美元。为了这5万美元，宋庆龄的身份差点暴露。

在宋庆龄1937年1月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最高领导王明的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我必须向您报告以下情况，这些情况有可能威胁我的工作和损害我将来在中国可能与之有联系的任何运动。”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庆龄共产党员身份的人之一。

文章披露，宋庆龄加入共产党后，共产国际为宋庆龄提供充足的经费，还派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做她的英文秘书，后来又派奥地利人魏璐诗女士来协助工作。史沫特莱和魏璐诗都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宋庆龄靠她俩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

宋庆龄的共产党员档案锁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厚厚的保险柜里，70年后才得以解密。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深知对外保住“国母”宋庆龄的“贞节”，将其打造成“党外民主人士”的“无比价值”。因此，宋庆龄的共产党员身份自然成了“国家最高机密”之一，甚至在党内也只有少数几个如周恩来等知道，以致最后宋庆龄还不得不将这个“国家最高机密”带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