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含有调情内容的邮件在如此大的范围内传播，不仅让德克特的形象蒙尘，而且也让人们对新华社记者在新闻报导之外的作用大加怀疑。

《环球邮报》在报导中就指出，中共一直积极从事海外情报收集，去年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法登曾警告，中共间谍已渗透到加拿大政治中；而西方国家的反间谍组织一直将中共官媒新华社当作一个情报机构。《赫芬顿邮报》也称，德克特作为外交部长的国会秘书，能参与、接触加拿大政府的机密信息。谁又能保证沉迷在“情色”中的德克特不会“一不小心”泄露点什么国家机密呢？

对此，德克特避重就轻，只是于9月9日在其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承认发送了暧昧电子邮件，并向所有受伤害的人表示道歉，但称，施蓉是他在负责华文媒体联络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们之间只是纯洁、简单的朋友关系。而施蓉本人拒绝证实电子邮件内容的真实性。

这种彬彬有礼的解释和致歉，很多人是不会轻易相信的。不过，也许，有的人会说加拿大媒体真是小题大做，不过是普通的男女婚外情，为何非要扯上其是间谍呢？或许，两人真的存在真情实感呢！当然，这种可能性也无法排除，但一个新华社记者的身份、一个外交部长国会秘书的身份，恐怕也无法排除内中的“交易”吧。

还记得1999年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死亡的三名记者吧？他们是新华社的邵云环、光明日报的许杏虎和妻子朱颖。当时美国媒体坦言，邵云环和许杏虎均是中共情报人员，隶属于中共安全部。

事实上，中共利用新闻记者从事情报活动，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共驻外机构中的情报人员，有相当一部份就是利用记者身份进行活动的。这并不是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报刊派出的记者都是情报人员，但有相当一部份是特殊人员则并非过分。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当时的中共特务机构中调部，就曾采取两个方式使用新闻记者：一是在新闻记者中物色合适人员加以情报专业培训，然后派出国；二是将负有特定任务的情报人员，派往新华社国际部或人民日报国际部，进行新闻专业的培训（一般是一年半到两年），后再以记者身份派出国。

八十年代国安部成立后，一度出现了由国安部不经新华社、人民日报或其他新闻机构知晓，直接以这些新闻机构的名义派情报人员出国的反常做法。这种做法不但造成了新闻单位在管理上的困难，而且也使中共情报系统本身出现了混乱，新闻单位和情报部门为此矛盾重重。最后由邓小平拍板，凡以记者名义派出的情报人员，应到具体单位工作一段时间，待熟悉业务后再行派出。这实际上恢复了五十年代中调部的做法。

八十年代后，情报部门派出或物色的记者迅速增加，不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新社、光明日报，而且其他级别或部门的专业报社，也牵涉其中，这几乎是中国大陆新闻界人所皆知的内幕。而有些记者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也会主动要求为国安部服务。1989年六四事件后，当时的国安部长贾春旺，曾特地邀请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高狄一起吃饭，在饭桌上提出希望增加国安部在人民日报国际部派出人士中的比重，当时高狄一口答应。

中共新闻记者大量地参与情报工作，其数量之多，可能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这样看来，科索沃事件中有记者从事情报工作以及新华社记者施蓉“有意”接近德克特并不令人惊讶。这其中的猫腻大概除了当事人知晓外，中共国安部和加拿大情报部门也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去年6月底，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局（CSIS）局长法登在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专访节目中指出，加拿大的某些政府官员和加拿大的民主正受到来自外国的秘密影响。他披露，至少在加拿大的两个省份中，有内阁厅长受到外国政府控制；卑诗省的几个城市，有政府公务员在被怀疑之列。据悉，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一半反间谍开支，是用来应付中共政府的间谍的。

而此前的2003年，加拿大联邦政府还曾将一个华裔幕僚炒鱿鱼，原因是发现她曾任职于新华社，但在联邦政府工作期间却依然和新华社保持联系。

此番施蓉和德克特成为众矢之的，表面看似是施蓉的丈夫挟恨报复，实际上谁又能担保不会扯出更大的丑闻？至少这再次给加拿大政府及其官员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