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認爲，徐懷謙是一位極具責任感的媒體人，對美好社會有着嚮往，但體制的壓力使他不得不屈服於現實。他沒有留下遺言，在《以死作證》中他曾寫道：「死是一個沉重的字眼，然而在中國，在很多情況下，不死不足以引起社會重視，不死不足以促進事情的妥善解決。」

徐懷謙的死，讓很多大陸媒體人士觸景生情、傷心不已。包括《青島文學》雜誌副主編韓嘉川、作家徐坤、香港衛視執行臺長楊錦麟、中青報曹林、著名撰稿人任衛新等在內的新聞界名人紛紛發帖表達沉痛心情。

資深媒體人趙仙泉：「當年鄧拓自殺，今天徐懷謙也自殺。同情！」都市快報首席評論員徐迅雷：「只有人間，才有抑鬱!我的同姓人、三百年前是一家的徐懷謙先生，天堂裏一定沒有抑鬱症！」詩人田蕎：「在這個壓抑的時代，我們怎樣才能開懷大笑……無比沉痛！」

網上留言中更多談到的是徐懷謙之死的真實原因和誰是殺手的問題。

「誰是殺手？有人可能說是抑鬱，可誰又讓你患上了抑鬱？」「長期被說謊會導致精神崩潰！」「中國事情，知道太多就會傷人害己。」「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是想用生命來抗爭醒世嗎，安息吧，你的靈魂解脫了。」

六四前夕，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北京多家主要報社編輯、記者走上街頭聲援學生運動，他們曾打出「首都新聞界，我們想說真話，別逼我們造謠！」的橫幅，在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中引人注目。

二十多年過去了，透過徐懷謙之死，人們看到在中共新聞嚴格控制下，作爲新聞界、特別是爲官媒服務的人士依然處在「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的悲哀處境中。然而，這並非悲哀的全部，新聞界人士要承受的精神負擔可能遠不止這些。

舉個簡單的例子。中共官方最大通訊社新華社在各國設有分社，並派駐地記者。其工作表面是報導新聞，實際都在做些什麼呢？

2011年末，加拿大保守黨國會議員、外交部長的國會祕書鮑勃‧德克特與新華社多倫多分社首席女記者施蓉的調情電子信遭曝光，被稱爲「曖昧信門」。對此，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法登曾表示，新華社是中共情報機構，接觸時一定要多加小心。加國多位政壇人物也警告說，新華社雖名義上是通訊社，但實際上是中共的情報蒐集機構，加拿大政客與之打交道時最好多留一個心眼。

前不久，加拿大自由作家和記者鮑瑞（Mark Bourrie）透露，他的工作是利用記者身份爲新華社充當間諜，暗中監視中共的異已人士，如民主人士、法輪功團體等，並收集情報，反饋北京。鮑瑞曾爲加拿大幾大主流報社撰寫文章，也曾是新華社渥太華分社全職記者，當他發覺被利用充當中共間諜、收集情報時，他從新華社辭職。

身爲加拿大自由記者的鮑瑞，對新華社說拜拜不難，可作爲大陸新聞人士，要想擺脫中共間諜網陰影談何容易。可悲那些中國優秀知識份子過五關、斬六將，千難萬難，好不容易大學畢業有了一份穩定工作，卻要他們當間諜做見不得人的事，幕後生涯能使人心生晦暗，精神長期受到壓制，其痛苦對徐懷謙來說，有過之而無不及。

徐懷謙也曾羨慕那些自由撰稿人，感嘆自己無法脫離體制，因爲那樣做就得「舉家食粥」了。對於徐懷謙之死，除悲傷、同情之外，也有人認爲既然他連死都不怕，何不乾脆勇敢地活下去，不爲中共造謠惑衆，大膽揭露其惡行，爲民衆寫作，說不定反而能夠衝出一條生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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