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为香港成为 中共统治区而难过。

根据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若干条约，香港和九龙半岛南部地区在十九世纪被割让给了英国，九龙半岛北部、新界和邻近的200多个岛屿则被租借给英国99年。二战期间，日本曾占领香港。二战结束后，英国宣布对香港恢复主权，因中华民国忙于与中共交战，无暇向英国交涉主权。1949年中共建政后，为换取英国的承认，亦无意收回主权。之后，香港在英国政府的治理下，发展迅速，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上个世纪70年代初，英国政府曾多次要求向中共当局延续新界租约，其后亦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权及治权，主权归中国，英国仍保留治权，但均被中共当局拒绝。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亲赴北京，与邓小平商讨香港前途问题。邓明确表示中国必须拥有全香港的主权，新界租约不会再续，中英双方谈话要在外交渠道进行，但只限于讨论过渡期安排。此外，邓还借由香港船王包玉刚向撒切尔夫人传达其以港人当香港首长、法律制度不变、自由港和港元地位继续等构想。

然而，一向反共的撒切尔夫人并不相信邓小平之言。她在香港会见港府要员和商界代表时表示，中共领导人“他们口里讲法治等概念，但他们不理解或不接受这些并非来自国家授权的基本人权。”。她还请包玉刚清楚向中方声明，没有英国管治，香港将难以运作，英方还有一至两年时间说服中方其计划不可行，若中方一意孤行，将会在国际蒙羞。

然而，在中共一再坚持下，英国政府同意将香港归还中国。在双方1984年的联合声明中，北京承诺将确保香港继续奉行资本主义制度，不抵触基本法的法律予以保留，50年内原有生活方式不变，并保证香港除外交及国防外其他事务享有“高度自治”权。

1997年香港正式回归。不过，香港回归近16年来，香港无论从政治、司法、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在退步，民众对港府和北京的信任度持续下滑。这无疑验证了撒切尔夫人的判断，即根本不懂法治和人权的中共是治理不好香港的。

2012年，香港回归15年之际，香港大学主持的一项民调显示，年满18岁的香港人对特区政府信任的比率是35%；对北京信任的比率为32%，跌至回归以来的谷底；对“一国两制”持正面态度的港人，到6月份比3个月前就下降了4%。

据悉，香港贫富差距拉大、房价居高不下、近期特首选举的混乱、新特首班子起航不顺，是港人对特区政府信心下降的主因。而缺乏对北京信任则源于大陆连串负面新闻包括对香港事务的干涉。比如身为中共地下党员梁振英的继任特首，推行洗脑式的国民教育，港府对从去年至今的“青关会”的恶行的纵容，以及中共对下任特首选举要效忠中央的公开表态，都让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能否真正实行深表怀疑。

五十年还未到，香港就深受中共的影响和渗透，中共的承诺显然不能当真，而撒切尔夫人早就看的明白，那就是中共领导人口口声声讲法治，但他们根本“不理解或不接受这些并非来自国家授权的基本人权”。这也是他们迫不及待想将香港政治化的根源。

更让人忧虑的是，香港的法治和经济根基都在动摇。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是香港以往成功的基石和根本保障，但回归后备受中共冲击和动摇。除了中央释法、拒绝直选，中共还表示要改组香港终审法院，称终审法院法官应全数由中国公民出任。这些罔顾基本法、违背“一国两制”承诺的例子自然让中共在国际上蒙羞。

而在经济方面，中共干预更是日见增多。2012年10月有香港媒体发文指出，不仅电力、煤气、电视、货柜码头、航空，都是当局立法支持的垄断经营，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土地房屋亦被高度垄断操控，官商勾结，使香港的楼价与铺租攀升到全球最贵前列，使营商环境日益恶化，中小企业经营陷入从未有过的艰难境地，也使广大基层市民渐无立锥之地。在中共看来，只要搞定有钱人，反对的声音自然会少，因此对普通港民一直漠视，对民间不满大加挞伐、打压，动辄上纲上线，警诫威吓。

如此政策导致贫富悬殊加剧，形成大富愈富，中产不保，贫者愈贫。以至于有港人上街游行，高举当年的港英大旗，公开宣称：“我们怀念九七前的一切，举香港旗，是要说给政府知道，以前一切都好过现在！”

而早在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十年之际，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委童振源就表示，在北京当局干预下，不仅香港媒体的自我审查较主权移交前严重，香港的司法独立与人权也受到很大的冲击与影响，显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完全是个谎言；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进展，而且停滞了十年。比如，香港1997年的“基尼系数”是0.518，到了2005年，上升到0.533。1997年香港的失业率是2.2%，2006年上升到4.8%，在亚洲四小龙中最高。

毫无疑问，香港在中共治下各方面倒退是不争的事实，而撒切尔夫人当年基于对共产国家的了解对香港所做的判断早已成真。香港的未来把握在每个港人的手中。

（文章有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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