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苏轼《木石图》。

【人民报消息】北宋时期的大文豪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不仅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而且在书法、散文、文人画等方面都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 然而，在他非凡的文学成就之外，苏轼在现实中还是果敢立断，颇有作为的领军者。当我们拂去历史的灰尘，还原真实的场景，看到的是勇武担当、济世救民的“父母官”苏轼。 搭小草屋 驻城墙防洪 当苏轼刚刚调任徐州知州，黄河便在曹村决口，洪水暴发，汇聚在徐州城下，情势非常危急。 洪水越涨越高，冲击着城墙，眼看有崩塌的危险。富有的百姓争相出城躲避洪水，苏轼说：“富民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我在这里，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看到太守毫不动摇，富民重新回到城里。 苏轼果断地调用军队，他到武卫营对着士兵说：“河水即将冲毁城墙，事情危急，虽然你们是禁军，但也请你们尽力相助。” 士兵说：“洪水来了，太守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呢？”于是，军将们带领士兵拿着畚箕铁锹，修堤筑坝。 雨日夜不停地下，城墙露出水面并不是很高，看上去情况危急。 苏轼在城墙上搭起一个小草屋，住在里面，日夜指挥着防洪的事务，即便从城墙下来办事，路过自己家门也不进去。军民一心，上下协力，终于挡住洪水，保全了徐州城。 洪水退出后，苏轼把徐州凡是有薄弱的地方都予以修补，修建木质护岸，以防洪水再来。 严刑峻法 修整军纪 在宋哲宗执政之后，苏轼请求出外任地方官，被派往与契丹相邻的定州。 在定州这个地方，军政败坏松弛，没有法度。军官们蚕食士兵的口粮和赏赐的财物，而士兵们又骄惰不服教诲，前任地方官不敢把他们怎么样。 苏轼到定州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改变现状。他把贪污的军官发配到远恶的地方，修缮营房，禁止饮酒赌博，拒绝让败坏的风气在军营驻留，并且保障军士的衣服粮食不被克扣，用战法部署约束士兵，士兵都畏服他。 然而军官们害怕不安，有的士兵拿着赃物控告他的长官，苏轼说：“这件事我自己处理是可以的，听任你告状，会在军队中造成混乱。”立即把士兵判决流放，于是大家才安定。 适逢春天大检阅，将校官吏们很长时间废除上下级的名份，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将校官吏按照自己的级别穿戴军装。 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觉得这样做耻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叫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听到后惧怕受到严惩而出来参加阅军，检阅结束，没有一个怠慢的人。 定州的人说：“很长时间没有见过这种检阅礼了，真是军纪严明呀！” 杭州治疫 筑堤治淤 苏轼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虽然一生不停地转换任职的地方，但他从来没有怨言，在每一个地方都把管理的事情做到最好。 当苏轼到杭州时正值杭州大旱，饥馑和瘟疫一起发生。苏轼集中多余的公款两千缗，又拿出自己的黄金五十两，办起慈善病坊，收治穷苦无助的百姓。 第二年春天，减价出卖常平米，做了很多的厚粥和汤药，并派人带着医生分街坊给百姓治病，救活很多人。在苏轼的治理下，杭州的瘟疫得到了抑制。 南宋以后，杭州成了一个大都会，可是在那以前，那里还是很荒凉的。因为杭州近海，地下的泉水都是咸苦的。唐朝有一位刺史李泌，引西湖水，凿成六口井，百姓才喝到淡水。白居易修白堤，疏浚西湖，引湖水入漕河（即大运河），再从漕河引水灌田千顷，从此那里的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此后官府经常疏浚西湖和这里的河道，使这一带保持富庶。 但是，宋朝开国以后，这里的水利工程逐渐失修，漕河淤塞水浅，三年就得挖一次，不然就无法行船，成了百姓一项长期负担。西湖浅滩长满了“葑”，是一种类似茭白的水草，这些水草死后化为泥土，称为“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据当时的统计，这样的“葑田”有“二十五万余丈”，湖面已经所剩无几。当年的六井也差不多淤废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苏轼开凿两条河，让漕河有足够的水以通航运，还修一条大堤挡住海潮，使潮水不再灌入市内，又挖深六井。最大的工程是在湖中的葑田上取土，修造成一条三十里长的大堤，一是使湖水加深，扩大湖面；又在堤上形成一条大道，方便行人。这就是现在的苏堤，当时被称为“苏公堤”。为了解决水草淤塞，一是让在这里种菱的农民，每年收获后把残根等除尽。再一个是雇人在湖上种菱，有了菱之后，“葑”这类杂草就无处生长了。 二十年后，当苏轼再次回到杭州的时候，他发现杭州的百姓几乎家家都挂着他的画像，连吃饭的时候也要向画像祝颂几句。还有人为他修了生祠，就是活着的时候为他修的庙。对于这些功绩，苏轼都淡然处之，他认为是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而已。 苏轼对安民治国之道曾经直抒胸臆：“国家之所以生存和灭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高低，不在于国家的强弱；改朝换代之所以有长有短，在于风俗的轻薄敦厚，不在于国家的富有与贫穷。” 苏轼的一生辗转流离，但是却守着至真至善的道理从未放弃，用具体的行为来印证，用出世的诗文来阐明，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数据：《宋史．苏轼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