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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目驚心 毛時代知識分子自殺檔案之反右篇（二）
謝泳
【人民報消息】在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出現的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了解毛時代給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這一時期其他階層的生活狀況。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突然出現異常的知識分子自殺高峰，這個現象從反面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不僅具有摧毀社會傳統的能力，而且對知識分子懷有特殊的敵意。本文摘自愛思想，作者謝泳，原題為《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
自殺是一個常態社會中始終存在的現象，本身並不足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的自殺情況，是因為這一期間此類人士的自殺人數驚人。一個社會突然出現大量的自殺現象，特別是知識分子自殺，顯然是不正常的。這種自殺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正常社會裡常見的自殺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會從社會學觀察通常的自殺現象的視角來分析上述情況，而是通過剖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來研究這一現象的發生。
本文選擇的研究時段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這一時代可以被稱為毛澤東時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於毛時代結束之時。由於中國大陸有關的檔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檔案檢索而統計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的完整人數（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這並不難做到）。本文只能根據有關的回憶和有限的訪談及調查，選取一部份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一，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相關的回憶文章；二，筆者對死者家庭的訪問記錄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內部參考》，此刊物為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的內部參考資料，1949年9月22日創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員了解國內國際動態，本文注釋均注明引文出處之期號和頁碼。需要說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多數人並不知名，但由於相關資料極難收集，所以本文據以分析的知識分子自殺資料偏重於知名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學者、名演員、科學家、大學生等。
一、不同時期的的自殺現象
2. 「反右」期間
1957年4月以後發生的「反右派」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最沉重的一次打擊。在這次運動中，自殺的知識分子達到了1949年以後的又一個高峰。這一時期被逼自殺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各文化單位、高等院校和中小學校比比皆是，中國許多知名作家和科學家即在這一時期自殺。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這是一個絕望的年代，除了自殺沒有別的路可走。
當時的自殺現象相對集中在大城市。下面列舉幾例：著名生物學家湯非凡是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於1958年的拔白旗運動中自殺。
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歷史系主任丁則良鳴放期間正在蘇聯開會，並無反黨言論，但他尚未回國，學校裡就已製造出一個「余（瑞璜，物理學家）丁、徐（理治，數學家）反黨集團」，把丁則良定成右派；他返國後回到北京大學擬繼續編寫教材，可是東北人大卻電話召其返校接受批判；他對來勢凶猛的運動毫無思想準備，遂投身北大校園內的未名湖自殺。
雲南昆明的政協委員、資本家湯汝光本以為自己聽黨的話，積極批判右派，黨就會信任他；不料傳出消息雲，他照樣可能被定為右派，於是痛不欲生，跳河自殺。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女生江鳳英是該校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什麼？》22位署名人中的第一位，因此成為全校「鬥臭鬥垮鬥倒」的頭號目標；她被連續鬥了三天，昏到在台上，噴幾口冷水弄醒再鬥，直到倒下後噴水不靈為止；她被抬回宿舍後當晚就跳樓自殺。雲南大學中文系有四名同學因向系黨總支的領導提了意見，一併被定為右派分子；因不堪批判鬥爭的侮辱，其中一位黨員跳河自殺。
著名電影演員石揮反右時剛完成一部根據真事改編的電影《霧海夜航》，由於片中有一幹部是個自私自利的傢伙，算是「誣衊黨的幹部」，他平時說的笑話（指電影局的人為「警察局派來的警察」、「咱們拍鏡頭都要經過警察局批准」）也拿來作為罪證；連續被批判鬥爭兩天後，他登上自上海赴寧波的輪船，在真正的霧海夜航中跳進吳淞口外的揚子江，年僅42歲。
胡適留在大陸的孩子胡思杜是河北唐山鐵道學院的講師，雖然他在1949年初已公開宣布和「反動」的父親劃清了界線，但《人民日報》報導該校機械系主任孫竹生及胡「使用卑鄙手段妄圖奪取學校領導權」時，特別註明胡是「胡適的兒子」，胡不甘受辱而自殺。
廣東某縣一位年輕的小學校長在全區右派指標缺一個時被補入名單湊數；他被准許留校，撤職當教員，但不能教政治、歷史、語文，只能教數學及做雜工；每月僅得15元生活費，養不活妻子小孩，還要忍受批鬥及辱罵，終於尋了短見。死後縣廣播站對全縣宣布：「右派、特務、反革命XXX畏罪自殺，死於汽車輪下」。
廣州水利發電設計院女技術員黃倩，是黃金榮的堂侄孫女，哥哥又在台灣，只因寫了一份大字報，希望領導「對目前的知識青年的取捨、培養、使用和鑑定，不能再死死抱住其家庭出身，而應著重從他們具體的思想動態和工作表現去觀察、鑑別和評價」，因而被定為右派；一連幾天幾晚的鬥爭，鬥爭之餘又打掃廁所，這位剛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受不了，上吊自殺了；第二天設計院照樣召開「批判黃倩右派謬論大會」，在黨委的安排下，發言者批判死者是「用死來軟化群眾博取同情，用死來威脅黨，用死來否定黨的反右的正確性和必要性，用死來洗脫自己見不得人的醜惡……」。
還有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曾擔任周恩來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共中央黨校秘書長、著名文學理論家周文，以及新聞工作者洛蔚、麥招漢等，都是此時自己結束了生命。
當時對「反右」時自殺的人都以「畏罪自殺」而論，人們不敢公開表達對死者的同情。在「反右」初期，知識分子曾就此前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自殺現象有過一些反映，但這些意見最後均未受到重視。
以下則是1957年官方在短短的兩個月裡內部通報過的29起自殺事件，當時對「反右」時發生的大量自殺事件均不報導，這些作為內參上報的案例只是其中極少的一部份。在這29起自殺事件的報導中，因正常社會問題引起的只有兩起，其餘全是政治運動所致。
1957年2214期13頁，「清華大學學生『放』的勁頭不足」：最近學生中陸續發生6起自殺事件，團組織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1957年2215期27頁，「武漢醫學院被迫停課情況」：對在運動中自殺身死的學生劉卓勳應做出結論，如是冤屈而死，應做好善後工作。
1957年2216期52頁上的一篇報導中說：兩百多個歸國華僑學生，鬥爭了80％，已有一個歸國的華僑跳樓自殺。
1957年2218期13頁，「天津大學掀起了大字報風潮」一文稱，有一個叫周樹仁的女生在肅反中投河自殺。同期另一篇文章中說：黨員秘書丁猛一口咬定是某某公務員偷竊的，逼得那個公務員自殺，被救後變成了神經病。
1957年2219期12頁，「天津大學許多學生貼出大字報追查於逢自殺事件」，提到在肅反時於逢的人格被污辱損害了，……于先生終於被迫自殺。
1957年2220期13頁，「天津高等學校的『鳴』、『放』普遍活躍」：河北師範學院也開始出現活躍的情況，許多大字報提到「李奎順自殺事件」。同期新華社記者李正傑的文章「南開大學『程京事件』基本平息，天津大學繼續在肅反問題上糾纏」提到，鑒於天大揭發的肅反中幾個事件的情況，南大黨委顧慮因類似事件也會在南大引起波動（南大有兩個教授、一個教師在肅反中自殺）。
1957年2223期19頁，「山東師範學院『鳴放』情況》：化學系在肅反時教授崔永福自殺，崔不是肅反對象，是被嚇自殺的。
1957年2224期13頁，「南京高等學校『鳴』『放』情況」提到江蘇醫學院的情況時曾就陳少伯教授為何自殺表示可疑。
1957年2149期180頁，「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引起一學員跳樓自殺」：1月25日，上海電機製造學校因追查反動標語，導致師資訓練班學員陳君豪跳樓自殺。（未死）原因是懷疑陳廁所裡寫了「打倒共產黨」「消滅共集團」的反動標語。
1957年2150期208頁，「內蒙古復員軍人中發生多起自殺、被殺和烈屬、軍屬被姦案」。
1957年2252期26頁，「重慶市反右派中連續發和自殺逃跑事件」：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派在四川人民藝術劇院「鳴」、「放」的黨員幹部胡漢懺2日晚八時三刻左右在該院自殺身死，自殺發生在他參加市委宣傳部召開的一個布置反右派鬥爭會議後的兩個小時內。據重慶市公安局檢驗證明，胡系用自備小型洋刀在頸項左右動脈戮了五刀後死的。……胡本人有問題未徹底交代可能是自殺的原因，而反右派鬥爭的壓力則促成了這次自殺。文章還提到，西南農學院的右派分子李友霖六月底曾囑其妻準備後事，表示要自殺。
1957年2254期11頁，「武漢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事件」：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的第一個高潮中有一人自殺，一人自殺未遂。……自殺的是中南財經學院經濟系二年級學生彭先讚。彭是共青團員，湖南人，23歲。他看到反右派鬥爭聲勢較大，就在7月1日投江自殺。這一情況該院已向湖北省委書記匯報，省委書記許道琦指示該院不能因此影響反右派鬥爭的進行。院方已將此事向全院宣布，並進一步揭露彭的右派言論，團委會還宣布了開除彭的團藉。據說學生中反映還好。
1957年2256期28頁，「上海外國語學院在反右派鬥爭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上海外國語學院在7月5日至8日四天中，有兩人自殺，兩人逃跑。該院一年級七班學生陸立時（女，21歲）於8日中午自殺身死。經過情形是這樣的：當天上午班裡開會批判其右派言論，因陸態度強硬，激起了同學們的憤怒，曾高呼「只有老實交代才有出路，繼續抗拒只有自絕於人民」等口號，這時陸承認有反黨言論，並表示願在下午交代。會議結束後，校方為防止發生意外，曾派兩名女同學注意她的行動，吃飯時那兩個女同學沒有留神，陸即奔宿舍，寫了一封簡短的絕命書，隨即用剪刀剪斷喉管自殺，發現後，經校醫急救無效，死亡。另一個自殺的是工友施永豐（未死）。
1957年2256期31頁，「湖南各地中等學校醞釀鬧事」：最近，有些地方由於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沒有跟上去，已發生學生自殺或企圖自殺事件。
1957年2263期29頁，「安徽省右派分子呂蔭南畏罪自殺」：安徽省右派分子、民革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處處長、省文史館員呂蔭南畏罪自殺，原因是他不承認對他的批判，7月12日夜服安眠藥自殺。
1957年2274期7頁，「最近陸續發現有右派分子逃避鬥爭、自殺和逃跑現象」：截止7月20日，安徽一個專區發生自殺自死一起，死者為淮北公路運輸分局姜福海。他在第一次鬥爭會議被提名為右派分子並責令繼續交代以後，當晚即投淮河自殺。文章分析原因說：領導上缺乏警惕，沒有注意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動態，有的已表現了緊張情緒亦未引起足夠注意；同時對右派分子只一味強調鬥爭，而沒有進行啟發誘導等勸降工作，亦未交待政策。
1957年2281期11頁，「湖南中小學畢業生發生自殺失蹤事件七起」。
1957年2281期15頁，「重慶市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事件六起」：重慶反右派鬥爭期間先後發生自殺事件6起，死6人，未遂2起，傷2人。死者除1人系小孩被父母自殺前殺死外，有黨員4人，共青團員1人。論職別：處長一，科長一，一般工作人員三。自殺未遂之二人，一為一般工作人員，一為學生。自殺者一般都有政治歷史問題。如東林煤礦生產科長王彬1939年參加過國民黨，194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平時他有一系列的反動言論，大「鳴」大「放」期間，他又竭力為肅反對象「鳴冤」；其妻有殺父之仇，因此他們以全家三口自殺表示「不與共產黨同處一世界」。文章還說：「據了解，自殺事件大部份發生於反右派鬥爭初期，可能是因來不及全面交待政策所致」。
1957年2289期15頁，「北京市有些未考上學校的中、小學畢業生思想波動很大」一文說：「目前已發現未考取學校的的學生自殺的有三起」。
1957年2304期55頁，「河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畏罪自殺案件多起」：河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地主、富農分子畏罪自殺事件多起。據初步了解已有18人自殺身死。如信陽專區發生自殺事件6起，死5人。其中屬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者4人，農民2人。
1957年2307期18頁，「吳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發生三起自殺事件」：吳縣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群眾的社會主義覺悟普遍提高，發揚了正氣，壓倒了邪氣，但有部份基層幹部和群眾卻隨之產生了偏激情緒，以致在運動中出現了亂扣政治帽子、查糧、抄家、打人、綁人等情況，最嚴重的是在8月中旬，六天內竟因此先後發生了3起自殺身死事件。本期還有一篇文章，「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連續發生自殺事件」：山東省農村在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個另地區發生重點批判面過寬、亂點名、亂鬥爭、翻糧食。乃至打人、捆人、罰跪、遊街等現象，有的因此造成了自殺的嚴重事件。截至9月5日的統計，已發生自殺事件57起（內未遂9起）
1957年2320期9頁，「青海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十二天內有十一人自殺身死」：青海省農業區在大辯論中，從本月12日到25日已有11人自殺身死，其中藏民2人，漢民9人，地主1人，上中農8人，下中農1人，貧農1人。死者大多數是思想落後，沒有破壞活動；少數有破壞活動，也不夠法辦程度。」文章分析原因：「總的來說是對不法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的打擊鬥爭和對富裕中農資本主義思想的說理批判沒有嚴格分清，工作方式簡單粗暴，把土改時鬥爭地主的方式用於社會主義大辯論。
1957年2322期9頁，「武漢高等學校在反右鬥爭中一週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近一週來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派鬥爭中發生自殺、逃跑事件15起，其中自殺的有5人（1人得救未死）。 文章分析原因說：「經過開學前的批判右傾思想後，開學後的反右派鬥爭聲勢很大，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到壓力很大，驚慌不安。如華中工學院死了的一學生，原來是劃做中右，他在大鳴大放時只偷偷地寫過一張大字報，反右派鬥爭開展後也沒有跟任何人談，開學後思想鬥爭很激烈，一時轉不過彎來就自殺了。武漢大學物理系教授畢長林是一般右派分子，上學期未點他的名，暑假中他還和李達校長等一同去廬山休養，回來後也還未動他。上星期有一天晚上物理系一個教師到他家閒談，談到物理系開會時對他意見頗多。畢長林聽了後惶惶不安，晚上8時談的，10時即上吊死了。
1957年2324期14頁，「遼寧省各民主黨派反右派鬥爭的情況」：有些右派以死威脅。如吳潤芝（民進大連市委秘書長）表示「活著沒意思」。姜陟庭（民建遼陽市工商聯主委）已經服毒自殺。
1957年2332期11頁，「河北省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河北省各地農村在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中，發生許多自殺事件。據不完全統計，53個縣發生105起，死95人。據79起自殺事件統計，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份子5人，頑偽人員、人，富裕中農4人，中、貧農19人，軍屬2人，村、社幹部3人。」文章說，這其中「畏罪自殺的12起。另外，在社會主義教育中對黨的政策宣傳不夠深透，使一些有問題的人，摸不著底，恐慌自殺的38起。還一個原因是，由於鬥爭方法簡單生硬，甚至採用打、拉等辦法，使被鬥對象感到無路可走，造成自殺的14起。
1957年2361期3頁，「黨內右派分子、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畏罪自殺」：黨內極右派分子、原中共山東省委時候補委員、大眾日報總編輯劉建已於10月28日夜畏罪自殺身死。劉建死時，年齡僅39歲。在劉建死後，山東省委認為：劉是畏罪而死，其中也有自愧的成份。目前，大眾日報根據省委指示已經和正在召開各種會議，並通過大字報，聲討劉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肅清劉的影響。
1957年2371期13頁，「山東省秋糧徵購、定銷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在定銷方面，由於摸底不清，安排遲緩，個別地區民發生鬧糧、外逃和自殺現象。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反右」期間的自殺者未必是因為懦弱。有的人是見到與自己背景相同的人被劃為右派後受盡凌辱，為免自己受辱而寧肯先死。而有的人是因為親人被鬥爭，不願與之「劃清界線』而寧可玉碎。例如，一位中學生因為說「蘇聯並不是真正幫助中國，他們把中國的雞蛋、蘋果、好吃的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而被檢舉，當局便責令其父「揭發」，父親不願傷子而臥軌自殺。還有的父母因為孩子成為右派而自殺的。尤其應當指出的是，當時的許多自殺案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抗議行為，這可能與中國知識分子「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有關。不僅許多人以終結自己的生命向當局及其追隨者的倒行逆施表示最後的不屈的抗議，甚至還有為朋友被整而憤然自殺的。例如，當劉賓雁被打成右派而遭到批判時，其好友戚學毅即以跳樓表現了「士為知己者死」之氣概。
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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