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中共业已全方位渗透美国，其所编织的大网，如果美国政府继续视而不见，将来必遭其祸害。亡羊补牢，并不晚也。美国政府、美国参众两院几年来连续出台的政策、法案，就是在封堵中共对美国的危害。
据美国之音报导，4月2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异议通过《无利益冲突离职与活动限制路径法案》(Conflict-free Leaving Employment and Activity Restrictions Path Act)，简称《明确路径法案》（CLEAR Path Act），明确禁止高级别政府雇员在离开岗位后代表特定的“受关注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和古巴）向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进行游说，进而降低包括中（共）国在内等外国政府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度。
这项法案去年11月由跨党派议员联名提出，法案需由参众两院分别通过文字一致的版本并交由总统签署，才能成为法律。如果法案生效成法，法案将要求五角大楼撤销为中资企业进行游说的前国防官员的安全许可，并对任何经参议院确认的官员实施终身禁令，不得为这些指定的“受关注国家”进行游说。
该法案的退出，是对中共几十年来通过利益输送，聘请美国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或专业说客公司来游说美国政府、国会，旨在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减缓制裁或推动特定商业利益的回应和封堵。这样的回应和封堵虽然已经有些迟了，但总比没有的好。
在过去几十年中，为中共游说最为知名的是已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自1971年开始，基辛格先后70多次到访中国，其中50次是官方访问，20次是私人访问，但大多都属于商业性质，为其众多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客户服务。他是与毛、邓、江、胡、习等历届中共党魁会晤的唯一一个外国人。
1977年，基辛格辞去公职，先后在大通银行、戈德华▪萨志斯公司以及兰德公司担任高级咨询顾问。1982年，基辛格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向美国一些大公司提供海外拓展的政策咨询及国际公关工作，即一方面帮助企业分析该国的政治、经济环境，一方面帮助企业在该国“找人”——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国家领导人。这其中就包括帮助企业在中国拓展业务，其90％的客户都是跟中国做生意的欧美公司，其中有很多知名的大公司，比如摩根大通、美国运通、AIG、可口可乐、GTE通讯、亨氏食品、波音、南韩大宇、默克制药、自由港公司、渣打银行、爱立信、贝尔电话、沃尔沃等公司。
在基辛格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也要回报中共的“慷慨”。他多次在美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共政府游说。
2012年，据向美国中情局出售了大量中共绝密文件和资讯的中共国安部一名副部长秘书披露，中共收买各国退休政要，为北京在海外实行游说活动，其中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最为典型。1989年“六四”大屠杀后，第一个秘密同北京联系的就是基辛格。他当时对中共私下保证，这种镇压会“雨过天晴”的，并说他愿意暗中出力，只是要“给他一点时间”，“风向会变的”。
此外，基辛格等人以“美中关系协会”为幌子，在华盛顿组成了庞大的为中共游说的团体，在贸易、人权等方面为中共辩白，以左右国会的相关决议。这些与基辛格一样坚定相信中共国的崛起将成为稳定东亚与世界的力量的官员、学者、商界大佬等，被称为“拥抱熊猫派”，他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美欧对华政策。
近些年，美国政界人士为中共游说的典型案例包括：在视频监控巨头海康威视因涉嫌侵犯新疆人权在2018年面临制裁时，路易斯安那州前联邦参议员维特（David Vitter）被雇佣为其游说；前美国共和党高层筹款人艾略特·布罗伊迪（Elliot Broidy）承认为中共（主要是通过刘特佐）游说美国高官，旨在推动将一位特定中国人士引渡回国，并在此过程中寻求与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会面；一些前美国政府官员和退休军官参与了“三亚倡议”，旨在游说美国政府停止对台军售、修改《台湾关系法》等。
显然，此前美国相关法律对代理人进行了规范，但美国政界人士为中共及其相关实体游说的情况并未杜绝。联署者、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吉姆·里施(Jim Risch)一语道破法案的意义所在：“该法案将有助于防止政府最高层的腐败，维护国家安全，并确保公职人员不会滥用职权，为美国的敌手谋取利益。”
目前众议院相关法案还未推进，但随著中美对抗日趋公开化，这样的法案落地大概也不会拖的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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