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序言中的四項基本原則只能作爲社會政治制度和國家哲學的規定原則，而不是也不應當是公民個人社會政治信仰的規定原則。這就是政治同法律的區別，信仰同制度的區別，言論同行動的區別。

一個有自由思想的人，無論有天大的政治思想言論也談不上違反憲法，也不能接受任何法律制裁或勞動教養行政處份。這是現代開明社會還是非現代專制社會的重要區別。

憲法第五條規定：國家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統一和尊嚴，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牴觸。

勞動教養作爲迫害言論自由和不同政治信仰的手段應當通過立法加以取消。共產黨只知道多年來在生活上對人民欠債很多，而不自知對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同樣欠帳很多，這比生活欠帳還難以償還。當人民在高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時候，共產黨是否意識到，還政於民的日子已經悄悄來臨了。共產黨應當夾着尾巴做黨，夾着尾巴執政，不要再重演幾十年來以黨代政、以黨代法的反動行政史和司法史。

共產黨違反憲法發動文化大革命做了那麼多對不起人民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歷史的錯事，人民原諒了共產黨，民主牆就是人民原諒共產黨、幫助共產黨的一次運動。四項基本原則是毛澤東六條標準的另一種說法。四項基本原則無疑是共產黨一黨的立國之本，是立法原則和立法規定，具有法律屬性。然而，四項基本原則作爲意識形態，具有多方面的社會屬性。即法律屬性、政治屬性、信仰屬性和學術屬性。我稱之爲四大屬性。

如果將四項基本原則的法律屬性涵蓋其他一切屬性，將四項基本原則的多種屬性一統化，就會將四項基本原則簡單化、教條化、專斷化。這就必將導致在憲法和其它法律的執法中犯簡單化、教條化、專斷化的錯誤。結果是壓制正當言論、強迫公民信仰，不準獨立思考、禁止科學批判、扼殺進步思想。如此，人民能不上街嗎？　四項基本原則雖然具有法律屬性，但是正如我在第一部份辯護所證，不得以「污衊誹謗共產黨「問罪。毛澤東1954年有言，我國憲法的兩條原則是民主與社會主義。

共產黨的利益並不是立法原則。

主權在民哪怕是虛假的，它也是我國憲法的法律規範，執政黨的領導哪怕是真實的，它也不是我國憲法的法律規範，不是法定的違法犯罪客體。憲法爲我國合法反對派的存在提供了確無疑的合法缺口。

這就是89事件作爲國際公案的憲法依據。

四項基本原則的政治屬性決定了現代國家不得以言問罪。否則就是專制國家。毛澤東1954年有言：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可以辯論。毛澤東1962年有言：我們反對祕密集團，公開的反對派，說錯了，不處罰。毛主席說對了，但是沒有做到，我們能經常找到毛主席說得到而做不到的許多例子。

這不完全是他的個人因素形成的。

毛主席是一個口頭上的民主主義者，行動上的專制主義者。這是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經濟時代所造就的。

言論出版自由的核心是政治批評的自由，不光是批評市場物價和公共衛生的自由。

法國人權宣言寫道：自由傳達思想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它被聯合國人權宣言又一次重申過。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剝奪言論出版自由的法律。

自由民主主義的馬克思說過：沒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是泡影。馬克思先後被迫僑居巴黎、倫敦、布魯塞爾，從發表共產黨宣言起，一生從事顛覆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和出版事業，除1845年和1848年參加歐洲革命幾次被驅逐外，各國資產階級政府對他的評論、出版活動沒有再找麻煩。這就是進步資產階級法制。列寧在革命流浪期間，仍舊可以寫書，同他的黨保持聯繫、髮指示，召集開會，著名的「俄國資本主義」和「十七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抗議信」就是在流放期間寫成的。

近代中國民主革命家、學者章太炎1896年因爲文字獄《蘇報》案被判刑，獄方允許他可以撰文答《新聞報》記者問。

他的門生鄒容因寫革命檄文「革命軍」，猛烈抨擊孔孟之道和尊君思想，鼓吹革命乃天演之公則，世界之公理。號召人民清除內患、建立共和，鋒芒直指滿清政府。

這樣的彌天大罪只被判兩年徒刑。

二十世紀的所謂社會主義中國，在上述每個方面，能同專制俄國、專制中國的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朝代相比？

請問，中國的社會、中國的司法、中國的自由同一百五十年前的西歐各國、同一百年前的沙皇俄國，同八十年前的專制中國相比，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以「污衊誹謗」爲藉口指控我的正當政治批評言論，同過去流行的惡毒攻擊罪一樣是經不住歷史檢驗的。

四項基本原則還具有政治學學術屬性，以學術問罪更是學者們、研究者們不能忍受的。

比如，爲什麼一定要說，「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社會主義是否存在剝削「？「中共是不是無產階級工人政黨」？「中國社會主義的特質是不是農業社會主義「？等等四項基本原則本身就是政治學研究對象。如果要證明四項基本原則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就不必害怕和抵抗來自各方面的懷疑和批判。馬列主義本身就是自由思考自由批判的產物。不能因爲四項基本原則有法律屬性，就抹殺它的各種社會屬性。害怕和禁止政治批評同強迫信仰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回事。四項基本原則的信仰屬性告訴人們，可以不信仰四項基本原則，進而可以批評四項基本原則，研究四項基本原則。

1989年、人民上街，就是因爲一個政黨利用國家力量長期強迫人民信仰四項基本原則，培養虛假忠誠和兩面派人格暴露的危機。

共產黨強制信仰因而收不到真正的信徒就是信仰不自由的結果。在和平時期那些千方百計鑽入黨內的主要是、絕大多數是爲了撈取執政黨的種種實惠的謀私之徒。

聚合在一起，自然成了謀私之黨。 （檢察官：任畹町在發表煽動演說，請審判長制止。法官：休庭。）

古代宗教是排它性的，爲什麼現代無產階級政黨也是排它的？

憲法沒有規定「不得」和「禁止「批評或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沒有強制信仰四項基本原則，憲法在這裏是開放的、自由的。通過宗教現象去觀察政黨現象會有助於人們理解並建立起信仰自由批評自由的合法性觀念。更好地理解和貫徹我國憲法，糾正和克服侵害公民自由權利的違憲違法行爲。一黨私利比多黨私利更壞。

宗教現象是社會政治現象、階級現象。宗教信仰就是社會政治信仰、思想信仰。基督教和佛教都產生於奴隸社會，目的是反抗富人，追求平等……基督教成爲一些歐洲國家的國教，形成政教合一的國家。在古代中國，佛教也常常被奉爲國教。

今天，伊斯藍一統天下的阿拉伯世界就是「真主」和「先知」的穆哈穆得的武力形成的。 宗教首先不是個人修行、得道成仙、洗滌罪過、追求來世的精神寄託，更重要的是「治國平天下」的工具和產物。很多農民起義都藉助於宗教名義。

在古代，甚至現代，宗教都是唯我獨尊的。有強烈的排它特徵。中國南梁時，皇帝曾動員幾十個文人學士撰文75篇圍攻範鎮反對佛教的「神滅論」。中世紀，基督教是整個歐洲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支柱，禁止思想自由，敵視科學研究，成爲社會進步的反動堡壘。

意大利人布魯諾發展了哥白尼的日心說，這自然動搖了上帝的至尊地位而被革除教籍處以火刑。他高呼：火不能使我屈服，未來的世界會理解我知道我的價值。你們在宣讀判決書的時候會比我聽到的時候更害怕。

伽利略也因爲日新說在70高齡時備受拷打。

英國人培根因爲主張科學實驗和個人經驗抨擊教會，否定權威被監視10年關押14年……

現代國家如果司法不是真獨立而是假獨立，那麼在它的背後肯定有一個宗教或者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政黨在起作用。黨國一體代替了政教合一。儒教是我國的國教。從西漢開始，我國封建社會長期是儒學──政學合一的社會；儒教──政教合一的國家。

儒教依國家政權權勢、極力排斥它學它教、同時它也會受到自由思想的批判和挑戰。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可稱之爲馬學馬教，宗教有分裂的歷史，自身改革的歷史，有侵略的歷史。……

當政教合一或者教權成爲超越世俗行政權力而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的反動力量時，宗教就要退出國家政治生活了。

西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普遍反對宗教的社會作用和政治作用，就是這個道理。

宗教就是迷信，來源於結社。

一黨制也是迷信，宗教即政黨，政黨即宗教。

如果三大宗教產生在資本主義時代，完全可以稱之爲基督黨、伊斯藍黨、佛黨、儒黨。宗教同現代政黨現代國家關係很密切。世界上許多以三大宗教命名的政黨和國家：天主教民主黨、基督教民主聯盟、基督教長槍黨、伊斯藍十葉派民兵組織、伊斯藍民主聯盟、基督教社會主義、伊斯藍社會主義、佛教社會主義……近代一些無產階級政黨的產生過程同宗教相似。

我不想預言千百年之後一些現代政黨完全可能變爲宗教，但是我敢說，近代一些無產階級政黨表現了同宗教相似的大量現象規律和特徵。文化革命不是使共產黨同它的領導變得很宗教化嗎？

黨的領導要警惕，不要充當教皇。

如果將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奉爲國家哲學，這種國學同宗教教條有什麼區別？這不是強迫信仰是什麼？難道現代中國，需要新宗教嗎？如果共產主義是天堂，我們實在看不出，它同各種宗教的理想天國究竟有什麼區別？

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縱然偉大，照此下去，總有一天會變成耶穌救世主被人們供奉起來。

我國虛假的民主共和的外殼同實際的政教合一體制存在劇烈衝突。

太陽正中時，也是偏西時。宇宙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走向滅亡。一黨政治正在沒落。共產黨的領導和四項基本原則作爲制度的生死存亡，取決於社會民主的擴大，共產黨的自身建設，馬列主義的真理力量，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不是靠強權、控制和鎮壓。我批評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屬於意識形態，是政治言論，是社會信仰、思想信仰、是學術理論，不構成違法犯罪，不應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問罪。

4、駁反革命暴亂

我提出在1989年過渡時期建立新的黨團，組成公民委員會同人代會共同行使職權、改組政府、修改憲法，不是奪取國家最高權力，而是分取權力。人類社會充滿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有不流血的、和平的。被統治階級使用武裝暴力剝奪統治階級的政治權力及財產行爲，被界定爲推翻行爲。

推翻即革命。推翻行爲同暴力實施是緊緊相連的。沒有暴力就談不上推翻。事實上，古今中外，暴力推翻行爲在綱領和主張上都有很明確徹底的公開性破壞性用語：如「打倒」、「推翻」、「驅除」、「誅殺」、「奪取」、「進攻」。當局指控我以和平改造行爲宣傳煽動推翻國家政權是十分荒謬可笑的。89運動的主流傾向是和平的、非暴力的，沒有任何暴力準備，雙方整整對峙了56天，軍隊進城之後才發生了暴力衝突就是明證。

你可以將一滴水說成是一滴汽油，但是你改變不了這滴水的分子結構、比重和物質存在及水的定義。根據現代政治學的某些結論，我歸納了社會革命、政治革命三元素──三大前提、五個要件、三項特徵。

法國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中國革命）、美國革命這樣的社會大革命均有三大前提。

一是工農拿起槍，二是舊軍隊叛變，三是伴同民族獨立戰爭或外國干涉。請對照89年是不是所謂反革命暴亂。

此外，像歷史常見的改朝換代，農民起義與政治革命、斯巴達克奴隸起義、布加喬夫起義、英國內戰、西班牙、意大利革命、十二月黨人起義、1848年歐洲革命、1905年俄國革命、非律賓革命、中國曆代農民暴動……同所有社會革命一樣均有五大構成要件。一是暴力武裝，組成軍隊，舊軍隊加入，二是組成暴力政黨或集團，三是暴力宣傳和鼓動，四是暴力密謀，五是職業革命家集團。 請對照89年是不是所謂反革命暴亂。

暴力政治革命同社會革命均有三大特徵。

一是沒有不攻打國家首腦機關、皇宮、官府和地方政府衙門的，二是沒有不攻打軍隊、監獄、開倉濟貧、攻城掠地的，三是沒有不攻佔電視、電臺、電站水廠的。請對照89年是不是所謂反革命暴亂。

89運動是以青年學生爲前鋒、政治精英、中產階級爲主導，各階層人民廣泛參與的社會運動。是非暴力反抗。

正如約翰·羅爾斯《正義論》歸納人類社會非暴力反抗的現象規律。「非暴力反抗是一種公開的行爲，是在忠誠於法律的範圍內（法律邊緣）表示的不服從「，但是「它是表達深刻的和認真的政治信念的正式請願」，「打算訴諸公開的正義感「，「表達真誠的和深刻執著的信念，雖然它可能（對統治者）發出警告和勸喻，但是它自身不是一種威脅「。「非暴力反抗代表着處在忠誠於法律邊緣上的反抗形式，它顯然不同於好鬥行爲和破壞，更大大不同於有組織的武力反抗「。6·4軍隊用兵在前，人民被動抵抗在後。主權在民，人民有權力抵抗暴力。

無論有多少前輩共產黨人如何真誠地眷戀着黃河文化或者真正信奉著「難得糊塗「的封建官僚格言，馬克思列寧主義和西方現代文明一道共同毀滅着中華文化，已經是不可挽回的事實了。

當中國人沒有完全從中央之國的古夢中清醒過來的時候，馬克思已經教會了無產者去破壞西方文明。中國共產黨揹着數典忘祖和賣國的罵名勇敢地接受了來自西方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文明滅絕的歷史和現實告訴人們，我國目前仍然處在繼1840年以來，自1910年以來，自1949年以來，自1979年以來，劇烈動盪的漫長過渡中，虛幻的穩定追求只不過是統治者的一廂情願。

人民需要穩定，人民也渴望結束一黨政治。令人欣慰的是，民主牆以來的中國人已經成熟到一改往昔暴力革命的慣例，學會了遵守憲法，致力於和平非暴力改革社會的手段和本領。

然而等待他們的仍然是千百年來的老辦法──只不過坦克裝甲和新式步槍代換了長矛大刀和洋槍洋炮。

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於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1989年的中國軍隊槍殺，和平改革的學生和市民，究竟根據憲法的哪一條規定？人民的進步和統治僵化這一鮮明的反差正好說明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動力和阻力所在，也正好分清了這宗國際公案的歷史責任。當年，中國共產黨人在反修防修的大旗下深陷文革泥潭之時，世界在飛進。89風暴之後，中共黨人又帶領中國人民跌進了反滲透、反顛覆、反和平演變的歷史大深坑。

中共黨人寧願在一塊石頭上跌兩次交也不會真正吸取一次教訓，在國外責備人家強權政治，在國內，以強權對待人民。

80年代以來，一次是民主牆改革，一次是86學潮，一次是89風暴，在民主參政的問題上，共產黨寧願跌三個大交，也不情願聽取人民一次忠告。我們說，當局已經失去了解決處理中國事務的能力，其大略論據，歸統起來蓋源於此。

89風暴表現了我國社會強烈要求它的政治體制重新適應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既擴大全社會民主。揭穿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89人民運動是怎樣被打成動亂和暴亂的。通過對話協商解決政治難題是如何被當局不斷激化矛盾，以至於局勢鬧的不可收拾。

由此，也很好理解，中共黨人爲什麼總是在關乎國家前途，人民幸福、民族強盛的關鍵歷史時刻同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發展的進步潮流常常發生逆動並陷於孤立境地還自以爲堅持了原則。一切行爲都是爲維持特權統治和政黨私利的。

(http://renmi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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