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对此执法违法、恶性伤人的事件进行了跟踪采访和报道。众所周知，在大陆，警察是经常故意寻找借口乱抓人的，有时根本不用任何借口。此次抓李绿松，不过是想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教训教训不愿安分守己地做顺民的好事多嘴的人。这个20岁的年轻农民，在看守所里被用各种刑具打得遍体鳞伤，昏死过去。当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被捆得紧紧的，他的周围站着一些人，一个个面目狰狞。小伙子只认识其中一个叫杨旺元的副局长。李绿松从进了看守所后，除了被审讯和挨打之外，没吃过东西，没喝过水。他以为有副局长在场，警察们总该收敛一点儿吧。于是他就向公安人员要饭吃、要水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姓杨的副局长不但没有给饭吃给水喝，反而恶狠狠地说：“尿也不给你喝。”小伙子急了，就骂这些丧失起码人性和职业操守的警察“你们是狗官、贪官，操你们家娘！”他还唾了这些警察。姓杨的副局长居然又说：“老子让你永远不能唾和骂！”于是，警察们找来钳子、刀子想撬开他的嘴，小伙子死不张口，他们就用电棍第六次把小伙子打昏。当小伙子再一次醒来时，满口是血，嘴痛得无法忍受，想说话却发不出声，这才使他意识到，原来他的舌头被割掉了半截，鼻子也挨了刀。

整整12天，李绿松一直戴着手铐和脚镣，被捆在监号的门板上，双手和双脚浮肿，口腔溃烂，身上的伤疤也烂了，臭气熏人。他不吃不喝，靠强行灌流食。12天后，警察们看小伙子被折磨得快不行了，怕出了人命不好交代，就把奄奄一息的李绿松送进了岚县人民医院抢救。经检查，他的伤势触目惊心：舌头被割去1.2─1.5厘米；鼻尖有S型伤痕；双脚踝、脚后跟、手腕处都有大面积的伤疤和很厚的血痂；臀部和后腰也有多处伤疤。他入院后的状态在医院的入院病历中记载有：“消化道出血，营养不良，褥疮，不言不语，不吃，以鼻饲、输液支持，……”不到半个月，他原来150斤的体重，只剩下50多斤，用骨瘦如柴来描述也决不过分。虽然李氏父子以公安局非法抓人、刑讯逼供、致人伤残的理由，上告至县检察院，但是四个多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任何就此立案的消息。这些公安人员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就在于这是一种制度性行为，他们知道官官相护的规则，何况这是为了咱政府的高大形象呢！往小里说，这是维护县政府的权威；往大处想，这是为了中共政权的安全。有了这些崇高的目的，无论多么残忍，也不会得到公正的追究和制裁，反而会受到制度的保护甚至怂恿。要不然，何以解释此类暴行的绵绵不绝。这种割掉人的舌头的残忍暴行，决不是某个职业道德低下或生性残忍的政府人员的个人行为，而是极权社会的统治者的集体行为和制度行为。为了维护专制权力，再残忍的暴行在极权者看来都是可行的。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目的崇高就更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已经是在独裁之下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共同心理和行为常态。1989年，邓小平为了中共政权的安全（稳定压倒一切），不惜出动全副武装的军人屠杀和平请愿的手无寸铁的民众。所以，那些割掉李绿松的舌头的公安人员，非但得不到法律的制裁，说不定日后还会被加官进爵呢。

这起为了封人之口就残忍地割掉人的舌头的事件，发生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不能不令人想起文革中，同样是为了封人之口，辽宁籍的张志新在处决前被割断了喉咙，江西籍的女政治犯李九莲在被处决时，用竹签子穿透她的双唇和舌头。最近，大陆对自由知识界进行口诛笔伐，对出版界严加整顿（措施包括禁止发行、关闭出版社、停业、撤职甚至逮捕），《光明日报》连续发表文革式的声讨文章，加之以开除公职、停止授课、中断研究项目的政府资助等手段，无非是为了打压还敢于直言的人。

这也让我想起了《人民公安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李绿松事件的报道。这篇出自《山西晚报》的一名记者的笔下，他曾于4月24日跟随山西省公安厅的官员去医院看过李绿松，他居然写道：“记者看到李绿松的舌头没断”、“如果李绿松戴上械具后安然不动，一般不会造成这样大面积的伤害”……显然，这位记者丧失了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作为一个人的起码良知，甘愿充当野蛮政府的驯服工具。

在古代的专制社会，维护政权的手段除了暴力之外，靠的是愚民和大众的沉默。或者说，古代的专制还留给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而现代的极权统治则连沉默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它强迫人们表态；它对人的控制和追查深入到人的大脑的最隐秘之处，甚至连梦都不敢做错；它或强迫或贿赂，让人对自己的良知说谎。这是最残忍的剥夺。

在言论自由已经成为人类公认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正之标准的今天，在大陆中国，统治者从来没有对自己的暴行做过任何反悔，没有对那些因言论而受迫害者做过一次哪怕是装点门面的道歉。

言论自由仍然是一种即使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也争取不到的公民权利，大陆的警察仍然可以采取蒙昧时代的野蛮手段──割掉舌头──来扼杀人们说话的自由。从古至今，无论时代怎样变，只要极权制度不变，所有的极权者为了维护其绝对权力不受挑战，他们就必然要控制言论，而控制的方法万世一宗──先用小恩小惠收买社会的舌头，收买不成，再用强权的暴力之刃割掉社会的舌头。

2000年5月5日于北京家中
《前哨》2000年8月号，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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