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但我知道我非得说点什么不可。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达利的一幅画来，题目叫做《内战的预兆》。画面上，一位母亲的乳房快被一只骨瘦如柴的手揪掉了。多少年我一直无法理解这幅壁画，但它的确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现在，就在此时此刻，它猛然被激活了。
昨天晚上一直在读吴思写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这本书。吴思原来是农民日报的，后来辞职，得以有暇攻读历史，写出这本描述官场游戏规则的书。在书摊上买书的时候，老板偷偷对我说：快买吧，也许很快就要禁了。
书中《公平是有等级的》一文讲，道光十九年，山西巡抚申启贤巡视晋北，被一群乡绅耄耋拦轿告状，所告之事为当地驿站在向老百姓征收驿草的时候，使用大秤缺斤短两坑害百姓。按大清律，诬告者杖八十，所以申巡抚打量着眼前这群老人，心里知道他们所告属实，否则打起屁股来恐怕没几个抗得住的。遂令当地官员调查此事。吴思说，由于李自成就是驿卒造反，所以清朝对驿站建设相当重视，规定驿草由百姓有偿提供，一斤一文钱。作者称这个制度为"第一等的公平"。然而在执行中，实际上百姓从来没有指望这第一等的公平能够实现，我能白交驿草而你不刁难我就谢天谢地了。作者称这是"第二等的公平"。但事实上连这第二等的公平都无法实现，于是就有了一帮老人拦轿告状的场面出现。最后的处理结果是，革除大秤，但没有重申一文一斤的政府规定，更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于是作者写道，这样处理，几乎可以想象，没几年大秤还会卷土重来。吴思就此总结官场潜规则之一，便是政府许诺第一等的公平，百姓满足于第二等的公平，而实际上连第二等的公平也求之不得。虽有仁人志士辈出，但都拗不过官场潜规则。不要说朱总理，便是与他同姓的崇祯皇帝，当有一官员上书自述近来拒贿若干，而皇帝要他举报是谁行贿时，该大臣竟是宁可被贬为平民也不肯透露行贿者名单。抵死不说，大不了还可以回家种地；而若说了，世界之大也恐怕再无容身之地。这就是官场。
出了事，便总有舆论要求地方官辞职。而为什么那些官员抵死不辞？恐怕根本不在于有没有良心的问题，而是一旦他辞了，则官场上别的官员如何自处，那么这世上哪里还有他的容身之地？所以只有硬着头皮顶下去，虽逃不过党纪国法查处，但好歹回家还有一口饭吃。这就是官场啊。
回来再说达利那幅《内战的预兆》，那位母亲的乳房几乎被揪掉了。她想说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她想说的是：那第二等的公平在哪里？
李自成是驿卒出身，把大明朝推倒了，所以大清朝才要在征收驿草这件事上给老百姓第一等的公平。再看看别的李自成们，陈胜是正在赶去服役路上的预备役军人，黄巢是私盐贩子，王小波是流民，洪秀全是流窜的传教士。这些人全是在路上的。因此，当有关取消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那将造成一个什么局面？让农民还永远是农民吧，只要他们还在土地上，他们就只能奢望第二等的公平，那么政策回旋的余地还能大一些。至少，你可以告诉他第一等的公平是存在的，你好好等着，我们正在从第二等的公平向第一等努力着。这就是官场啊。
朱总理在回答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时承认了这个现实，但否认已经到了接近危险线的水平。我注意到他在表达这个意思时内心的犹豫，以及措辞的谨慎。
政府不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政府自有其运行规则，并非我们所能理解。老百姓可以骂娘，但朱总理骂谁去？连过去崇祯皇帝都奈何不了一个不肯"出卖"行贿者的小小官员。
具体到石家庄爆炸事件，我想，我也不指望事后有多少官员公开辞职，我也不指望哪一级官员信誓旦旦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我只是希望，能够让公众知道更多的真相，而不是百来字新华社消息就打发掉。事实上，辞职是没有用的，信誓旦旦地保证也是没有用的，江西保证了多少回，还是照炸不误。你无法要求为了一个具体事件而改变整个游戏规则。我只希望今后这个游戏规则能够渐渐透明起来。这也是为了大家好，希望政府能够保持稳定，希望官员们能够像月攘一鸡那样渐渐把手收回来，当然，更是希望老百姓能有一点点安慰的感觉。这次给少一点，下次能给得稍微多一点，慢慢来嘛。你是没法用任何理由劝告官员们把手缩回来的，除非给他们举李自成的例子。这不是一个法治问题，更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成本和收益。我希望，也许是书生之见，当官员们意识到可能因为伸手而付出无法承受的集体成本的时候，他们能够有所节制。请注意我使用的是"集体成本"这个词；而我认为，任何个人劝告都属无效。
达利那幅画是在中学美术课本上看到的。当时我还没见过女人的乳房。画面上那只快被揪掉的乳房，给了我关于这个最有吸引力的异性器官的第一印象。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永远无法忘掉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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