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在《天安门文件》发表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声称有关人员是“编造材料、歪曲事实”。3月6日，外交部长唐家璇走得更远，声称这本书是“某些出于邪恶政治目的的某些人故意编造”。然后使用陈词滥调，唐家璇说1989年事件是“政治风波”，中国人民很久之前就作出了“正确的历史结论”。

这些都是为了让公众听的。在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地方，政府却是另外一种反应。有人要求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买了70本书；有人指示国家安全部购买50本。江泽民在两次会见日本访问者时讨论这本书。如果那些材料真的是编造的，他们会挑出某些不准确的地方；但没有人那么做。

相反，国家主席江泽民、罗干等人由于文件泄漏可能受损失最大，显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制订新的条例，惩罚那些对外国人泄漏国家机密人员。新的条例包括，如果情节严重，处以死刑加上没收财产。

政府也许希望，关于文件的政治流言将随著1月下旬的春节假日而消失，但事实相反。在家里和假日是中国自由讨论敏感问题的黄金时段。过了节日之后，问题愈加严重。

文章说，在2月初的尉只嵋樯希飧鼍⒓诺乃谐稍倍家粤氖录硖２捎梦幕蟾锩逼诘淖龇ǎ醒氚旃⑼饨徊俊踩棵诺瘸槿肆铣闪⒘俗ò缸椤Ｗò缸榈娜挝袷欠⑾中姑苷撸刂扑鸷Α?p>为显示六四镇压的必要性和正确性，11年前拍摄的录像带擦去灰尘，拿出来播放，要求首都中层以上官员和各省省长、厅局级官员观看。随著播放这些录像带，还从《天安门文件》中挑出几段作为“反面教材”。

在2月中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江泽民说那些“居心叵测的人”试图利用六四事件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罗干点名“那个自称张良的人(文件的编纂者)和所谓的党内改革派”，“我们必须发现和消除敌对势力的破坏活动。”罗干说，“必须高度警惕，旗帜鲜明，无畏无惧，决不能表示任何含糊和犹豫。”会上宣布了严厉惩罚进口和翻印中文版(真相)的指导原则，中文版将于4月15日出版，内容相当于英文版的三到四倍。

随著“伪造”说失去市场，新的说法又出现了，“《天安门文件》是国际反动势力的阴谋。”西方媒体、港台媒体、美国中央情报局、外国其它敌对势力都参与了。罗干在2月中的会议上说，“我们同敌对势力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文章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和《天安门文件》的共同编辑，发现那些语言值得注意，因为“我知道那些都是胡说”。“我的编辑同伴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我都是终生热衷于中国语言、文化和朋友，但相同的来源却把我们说成是‘反华’。我们是否批评中国政府？当然。我们是否反华？荒谬。”

文章说，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当局的语言有时同真假完全无关。需要的时候，土生土长的法轮功可以被说成是“外国人的工具”。在这些说法中起作用的只是效果问题：它能否起作用？它能否煽动民族主义？当局无牌可打的时候就要拿出这张牌。

在中国老练的玩政治牌高手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这种语言游戏，但也的确存在不同观点。对中国政治文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种高压之下仍然出现微妙的反应。例如，3月5日的上海新民报就发表一篇含沙射影的散文“江郎德尽”。

就是在共产党最高层也是如此。在最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一名政治局委员刚刚在江泽民面前表态，批评《天安门文件》是“小骂大帮忙”。另外一个人说，他经常看香港信报，不用说这也是《文件》编纂者经常发表评论的地方。其他人为了避开“六四”话题，经常把沉默变成长篇大论。

政治上评价六四事件显然没有结束，在江泽民当政时期更是如此，有病之人当然总是不由自主地谈起自己的病，到后来真成了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