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說，在《天安門文件》發表的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聲稱有關人員是「編造材料、歪曲事實」。3月6日，外交部長唐家璇走得更遠，聲稱這本書是「某些出於邪惡政治目的的某些人故意編造」。然後使用陳詞濫調，唐家璇說1989年事件是「政治風波」，中國人民很久之前就作出了「正確的歷史結論」。

這些都是爲了讓公衆聽的。在不那麼引人注目的地方，政府卻是另外一種反應。有人要求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買了70本書；有人指示國家安全部購買50本。江澤民在兩次會見日本訪問者時討論這本書。如果那些材料真的是編造的，他們會挑出某些不準確的地方；但沒有人那麼做。

相反，國家主席江澤民、羅乾等人由於文件泄漏可能受損失最大，顯然要求最高人民法院，開始制訂新的條例，懲罰那些對外國人泄漏國家機密人員。新的條例包括，如果情節嚴重，處以死刑加上沒收財產。

政府也許希望，關於文件的政治流言將隨著1月下旬的春節假日而消失，但事實相反。在家裏和假日是中國自由討論敏感問題的黃金時段。過了節日之後，問題愈加嚴重。

文章說，在2月初的尉只嵋檣希飧鼉⒓諾乃諧稍倍家粵氖錄硤２捎夢幕蟾錈逼詰淖齜ǎ醒氚旃⑼飩徊俊踩棵諾瘸槿肆銑閃⒘俗ò缸欏Ｗò缸櫚娜撾袷欠⑾中姑苷擼刂撲鷙Α?p>爲顯示六四鎮壓的必要性和正確性，11年前拍攝的錄像帶擦去灰塵，拿出來播放，要求首都中層以上官員和各省省長、廳局級官員觀看。隨著播放這些錄像帶，還從《天安門文件》中挑出幾段作爲「反面教材」。

在2月中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江澤民說那些「居心叵測的人」試圖利用六四事件推翻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羅乾點名「那個自稱張良的人(文件的編纂者)和所謂的黨內改革派」，「我們必須發現和消除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羅幹說，「必須高度警惕，旗幟鮮明，無畏無懼，決不能表示任何含糊和猶豫。」會上宣佈了嚴厲懲罰進口和翻印中文版(真相)的指導原則，中文版將於4月15日出版，內容相當於英文版的三到四倍。

隨著「僞造」說失去市場，新的說法又出現了，「《天安門文件》是國際反動勢力的陰謀。」西方媒體、港臺媒體、美國中央情報局、外國其它敵對勢力都參與了。羅幹在2月中的會議上說，「我們同敵對勢力的鬥爭遠遠沒有結束。」

文章說，作爲一個外國人和《天安門文件》的共同編輯，發現那些語言值得注意，因爲「我知道那些都是胡說」。「我的編輯同伴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我都是終生熱衷於中國語言、文化和朋友，但相同的來源卻把我們說成是『反華』。我們是否批評中國政府？當然。我們是否反華？荒謬。」

文章說，這裏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當局的語言有時同真假完全無關。需要的時候，土生土長的法輪功可以被說成是「外國人的工具」。在這些說法中起作用的只是效果問題：它能否起作用？它能否煽動民族主義？當局無牌可打的時候就要拿出這張牌。

在中國老練的玩政治牌高手中，人們已經習慣於這種語言遊戲，但也的確存在不同觀點。對中國政治文化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在這種高壓之下仍然出現微妙的反應。例如，3月5日的上海新民報就發表一篇含沙射影的散文「江郎德盡」。

就是在共產黨最高層也是如此。在最近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一名政治局委員剛剛在江澤民面前表態，批評《天安門文件》是「小罵大幫忙」。另外一個人說，他經常看香港信報，不用說這也是《文件》編纂者經常發表評論的地方。其他人爲了避開「六四」話題，經常把沉默變成長篇大論。

政治上評價六四事件顯然沒有結束，在江澤民當政時期更是如此，有病之人當然總是不由自主地談起自己的病，到後來真成了一塊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