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丁、蒋二位老师及他们的女儿一家三口吃了简单的晚饭。之后的聊天，气氛一下就沉重起来。尽管在座的每个人都想找一个轻松点儿的话题，但是，在我们共同的记忆里和当下的处境中，实在找不出什么可以使人开怀大笑或幽默一下的话题。丁老师反复叮嘱我的，是要我以后一定好好待刘霞，我知道这才是对我的真正关心，是人对人的关心。

丁老师这些年的经历，就是在与失去最亲爱的人的遗属们的相互扶持中度过的，那些无辜的亡灵带给这些遗属的，不仅是失去亲人的悲痛，更是残暴的极权制度的迫害和毫无心肝的社会的冷漠、遗忘。她对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反叛者的亲人们所要承受的巨大创痛深有体验。

告别时，丁、蒋二位老师把他们历尽磨难编成的《见证屠杀寻找正义》送给我俩（其中有155名“六四”死伤者名单和一些遗属的证词），并再一次叮嘱我好好待刘霞。

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一直默默无语。快到家门口时，看见通往我家的那条路已经戒严，禁止车辆通行。警察们紧绷着的脸和指挥过往车辆的蛮横手势，才让我恍然大悟：“哦，原来今晚要在新建的中华世纪坛上演又一出劳民伤财的祭坛闹剧，而这条路恰好直通那里，只有不到二公里的路程。”

在中国，二十世纪的结束，不是1999年12月31日，而是10月1日即中共执政五十周年大庆。在腐败生性、民怨沸腾、失业大军浩浩荡荡的国情下，耗费上千亿元大搞劳民伤财的庆典，其道义何在？这五十年里，中国人经历了多少难以想象的苦难，但是又有哪一个执政者对人民说过声“对不起”。五十年大庆，除了公开撒谎和自吹自擂之外，就是虚假繁荣的排场中惴惴不安的个人崇拜。中国，这个经历过举世罕见的苦难和荒诞的民族，到今天还没有一点点省悟和后悔，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世人炫耀泡沫般的繁荣和奴性的虚荣。我们还有救吗？

二十一世纪开始的那一刻，执政者们执意要学中国的历代帝王们，进行一次祭坛的表演。北京为几朝古都，遗物遍地皆是，特别容易使人产生帝制时代的联想。这里早已有了皇帝们主持祭天地的天坛、地坛，今天，为了迎接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又修了一个“中华世纪坛”，又一个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总书记兼主席工程，为了满足当权者的虚荣，还没有完工就匆匆启用（近半年过去了，世纪坛仍然在进行全封闭的施工），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看出了这是一种帝制时代显示皇权至上的仪式。

对于这样一个无耻到骨髓里的民族，无论流过多少血，记忆仍然一片苍白。用“遗忘症”、“亵渎痞”、“无灵魂”等词汇来描述，我以为都是一种抬举和浪费，都是对无辜亡灵的大不敬。搜遍我的词汇库，实在找不到恰当的词，我也只能在无奈之际，用鲁迅所讽刺过的“国骂”，大喊一声“混蛋”！

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二位老师，由衷地感谢你们，使我和妻子以一种非同寻常得方式，度过了这个人人都在附庸风雅的2000年之夜。与离我家不远处正在举行的盛大而华丽的仪式相比，今晚和亡灵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才有安慰，才感到踏实。我和妻子都感到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千年之夜。现在，当我坐在电脑前写这些纪念“六四”的文字时，耳边仍然能够听到亡灵们无声的呼唤。

整整十一年了，那些刽子手和我们这些幸存者，究竟为那些无辜的冤魂做了什么？！就在前几个月，中共当局采取卑劣的手段，先是在上海扣住了陆文禾，堵截了海外给“六四”难属的人道主义捐款；继而又在北京围追堵截，阻止两位白发母亲的见面---一位母亲的十七岁的儿子在“六四”时死于戒严的枪口下，她为了讨回正义，在中共警察的传唤、监视、跟踪、软禁等威逼之下，十年如一日地奔波于坟墓之间，以一个母亲的坚韧的爱、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屈良知，揭露着谎言，拷问着冷血的社会，安慰着地下的亡灵和地上的遗属，使起初分散的心怀恐惧的遗属们，逐渐凝聚成一个不断向极权高压挑战的坚强群体；另一位母亲带着儿子越过大洋，来为安葬在异国的丈夫扫墓，并想与丁子霖夫人见一面，表达她对大屠杀的抗议、对遗属们的人道关怀和对丁子霖夫人的敬意。

她的丈夫曾经在中共最困难的时期，用一个美国记者的笔，给了割据于陕北的延安政权以巨大的道义支持。但是，斯诺夫人决不会想到中共是怎样一个犬儒化的政党，昨天还在甜言蜜语，赞美斯诺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是中共忠实的老朋友，斯诺夫人来扫墓由周恩来亲自陪同；今天就撕破脸皮、怒目相视，窃听电话并出动大量的警察围追堵截，全不讲信誉、道义、友谊。即便两位母亲提出的要求已经很克制，甚至只是不交谈的对望，为此斯诺夫人还亲笔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信。但是，回答两位白发老人的，仍然是大批警察的封锁和隔绝。

政府如此，民众呢？绝大多数民众早已在强权的高压和“小康”的收买之下沉默了、麻木了，他们沉浸于余秋雨式的矫情的文化苦旅和《雍正王朝》的歌功颂德之中，把对现实的逃避变成对传统的哀怨，把失落的文明作为文化避孕套和文化口红（朱大可语），以获得一种紧跟时尚的安全和附庸风雅的忧患。被称为“好奇、好动、好酷”的新新人类，说着一口地道的港台普通话，读着充满赤裸裸的性、犯罪、毒品和各种名牌的《上海宝贝》和《糖》，那是一种在西方早已过时了的准纽约或准巴黎的准颓废情调，其中没有任何“中国特色”。与王朔式的“痞子”、刘索拉的准嬉皮相比，新新人类少的是对极权意识形态的反抗和亵渎，多的是对及时行乐的陶醉、几近变态的自恋自怜、故作放纵沉沦的爱谁谁，这种做出来的小情小调的纯个人痛苦，的确配得上“小康”时代那种下流而猥琐的醉生梦死。而面对极权制度的严酷现实，他们又极为圆滑世故，昨天还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前愤怒地声讨，今天又去排着长队，申请办理去美国留学的签证。

这一代正值梦幻的年龄，却透出惊人的老奸巨滑，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对什么人举起利刃或献上玫瑰。他们还没有天真过就已经成熟，还没有追求过就已经放弃。如果说，我们的父辈和我们是被中共的阶级斗争和苦行僧主义洗了脑，使我们失去了对一切美好人性的记忆和憧憬；那么，新新人类就是被中共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洗了脑的一代，他们对中国人经历过的苦难没有任何记忆。前苏联七十年的极权统治还为人类留下了一个名词“古拉格”；我们呢？一片可怕的空白：只有伪劣的高楼大厦，没有鲜花常开的坟墓。

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出狱后，我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臭名，得到过多方的关怀。而那些普通的死难者呢，那些至今仍在牢狱之中的无名者呢，他们得到过什么？每每念及此，我都不敢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望一眼，那里面有太多的懦弱、自私、谎言和无耻。我们已经靠刺刀下的谎言、无耻、自私、懦弱生活了太长的时间，以至于我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和时间，麻木地活着，无穷无尽，从零开始到零结束，我们有什么资格自称是伟大的民族？连渺小都不配。我们还有什么？这块土地连沙漠都不是。沙漠还有广漠和荒凉，我们有吗？我也是在吃人血馒头，我至多是这个反人性的制度反面的点缀和装饰，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游戏何时能有个结局，更不知道我究竟为亡灵做过些什么，可以让自己想起来问心无愧。

我渴望用反抗和坐牢来赎罪，来成就我个人的信念、理想和人格，但这又为我的亲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创痛。其实，坐牢之于我、之于极权制度中的反抗者，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要在非人的制度下活得有尊严、是个人，除了反抗就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了。既然选择了反抗，坐牢就是这种选择的一部分，是极权制度的叛逆者的职业必然，就象农民一定要下地、学生一定要读书一样。既然知道前面是一堵撞不破的墙，我还要用力去撞，那么头破血流就是自找的，怨不得任何人，只能自己承受。谁让你偏要飞蛾扑火，而不绕着走呢？

我入狱三年，妻子往返于北京砟j连之间三十八次，其中还有十八次不能与我见面，只是留下送给我的东西就孤零零地走了。在被冷酷所包围的孤独之中、在连一点点隐私都无法保留的被跟踪和被监视之下，她苦苦等待着挣扎着，仿佛一夜之间就白发早生。我坐极权制度的有形监牢，亲人们坐我为他们建造的无形的心牢。

这是一切极权制度所特有的不见血刃的残酷，而在中国尤为惨烈。从五十年代的土改、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高饶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到六、七十年代的四清、社教、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清污、反自由化、六四、镇压民主党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打击法轮功及一切民间组织，五十年来，偌大的中国，十几亿人口，几乎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家庭，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朋友背叛，一个异己分子就要株连一群无辜，一个人因持不同政见而坐牢，其亲人朋友都要受到警察的违法骚扰。

如果不是极权制度下的过于血腥的政治，一个从政的人根本用不着让别人、特别是亲人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

“六四”的忌日又要到了，我和妻子会永远心怀感激地终身铭记2000年的千年之夜。本来，那个日子对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它只是无数个夜晚中的一个，但是它却因对死亡的记忆而具有了坟墓般的沉痛。活人真应该闭嘴，让坟墓说话，让亡灵教给活人什么才是活着、什么才是死去，什么才是虽死犹生。

2000年5月14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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