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真有些语塞。过后我想，也许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例如，中国虽人口众多，但让共产党政府给弄成了沙子状；共产党政府每次杀人、整人，都有垄断性的舆论造势，把要杀的人、要整的人说成犯了滔天大罪，非杀、非整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还有，共产党每次杀人、整人，都说杀的、整的是一小撮，那一大撮觉得自己没有事，不仅不起来保护这些要被杀的、被整的一小撮，反而起来说，这一小撮罪该万死、“罪该万整”。这样一来，共产党政府杀中国人、整中国人每每杀得得心应手，整得得心应手，哪里有什么人起来造反？反抗？

现在我想，中国人是让共产党杀怕了、整怕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不断地被共产党政府宰杀、修理，中国大众的内心深处早已充满了恐怖之感。一旦个人或者一个民族陷入一个政权长期制造的恐怖之中的时候，这个人或者这个民族面对权力高压时首先显现出来的本能往往不是反抗，而是唯恐逃之不及。

十多年前，我在中国认识一个当时我认为很有前途的青年思想家。当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他的思想之时髦，理念之坚定都曾让我钦佩过。数年之后，我再遇他时，他的整个人都变了。没有思想，没有理念，剩下的只有干枯的躯体、生存的挣扎和逃避的本能。

那天，我去拜访他，他一再告诫我：说话千万要小心，声音一定要小。他说，他的房子里面一直有窃听器。然后，他去检查了自家的后窗。怕我不明白，他还特地解释说，半夜睡觉的时候，他发现有人在他家的后墙偷听。我知道，他当时既不参加任何非官方组织，也不在学术界再有任何影响，纯粹就是普通老百姓一个。我问他：干吗需要如此紧张兮兮？他说，你不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对我进行监视、窃听。我说，那我们换个地方聊天聊吧。我们来到学生操场。我想在这儿散步总用不着担心窃听了吧。一会儿，他又紧张起来了。他说，前面来的那人是学校保卫部负责人，我想他肯定会向上面汇报今天我与你在一起。我无法再与他进行任何交谈。过了年把，我听说他离婚了。朋友告诉我，他怀疑他妻子是安全部门派来监视他的。

从一些材料回忆录中我知道，大跃进年代，农民为了吃一顿饱饭，需要派人放哨，以便不让共产党政府官员发现，这是几十年以前的事情了。今天的北京，又有几个敢于放言的知识份子不用担心自己家的电话有“毛病”？无论是数十年前还是数十年之后，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众制造恐怖的机制一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共产党政府靠运动制造恐怖，江泽民时代，则是靠特务政治制造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