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逐步而系统地铲除香港自治权的过程中，最新采取的步骤是上个星期地方政府颁布的关于反对“颠覆、煽动和叛国罪”的安全法草案，而在香港简直看不出有什么颠覆、煽动和叛国的威胁，即便从中方的角度上来看。今年，当极不受欢迎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无竞选对手的情况下，被北京操控下的委员会“再选”出来时，几乎没有什么抗议的发生；当他为庆祝回归北京统治五周年而创设了新一层只向他和他的大陆主子负责的政府大臣时，也几乎没有什么反对之声。

但在香港仍然有让共产党领导人感到无法容忍的文明社会的“残余”。例如，在大陆被定为“邪教”而遭禁止和迫害的法轮功运动，在香港仍然是合法的；新闻仍比较自由；诸如台独这类禁忌行为的提倡者们可以公开发表言论。并非巧合，新的法律使北京取缔大部分这类活动成为可能；根据该法律，如果共产党政府指定法轮功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香港就不得不取缔之；同样，建议台湾防御大陆攻台的人可能会判徒刑。至于什么是颠覆，做出判定的地方是在北京，而不是在香港，就象香港的政府系统现在直接向（北京）那儿汇报而不是向该市市民。

香港官员辩称，新法律是香港宪法——中英交接前通过的“基本法”规定制定的。然而该协议也规定城市要逐步走向民主，而这个进程至今还没有开始。基本法中规定的一个事情受到了重视，而另一个却被置之不理，这个状况于地方舆论没啥关系，那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公开强加给香港的。至于他们对香港政治自治的逐步压制是否会引起英国、美国和其他外部力量的反对之声，这些官员看来并不在乎。然而，有一个地方肯定在密切注视着香港的窒息状态，而这个地方的意见对北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很难想象台湾充满生气的民主政体，在观察到如此场面时，会认真考虑中国声称要提供的“两种制度”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