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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运圣经到大陆的香港居民黎广强，在大陆被抓并被指控颠覆政府，最重可判死刑。在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过问下，中国政府最后只以「非法经营」罪判黎广强两年，并于春节前释放。运圣经在任何尊重人权的国家，都不构成「颠覆政府」或「非法经营」。黎广强回到香港，首先感谢了乔治．布什总统。当黎广强被捕后，有记者曾采访香港保安局长叶刘淑仪，问她是否准备帮助黎广强。叶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帮，大陆有绝对的权力决定什么是犯罪，以及如何处置他。黎是香港居民，美国有什么权利对此事发表意见？ 港官都不敢得罪中共 如果有一家人的小孩被邻居绑架，邻居势力大，这家人不敢惹，忍气吞声；别人看不过眼，去找那不讲理的邻居评理，这家人不但毫不感激，反而对帮忙的人破口大骂。这样的人，是不配做父母的。做个邻里，都令人瞧不起，不要说做保护我们安全的官员了。 去年我在罗湖桥被自称是中国政府官员的人秘密绑架，记者也问叶局长香港政府为什么不过问我的被捕，她说我的家人没有要求。确实我的家人有过要求；就是家人不要求，我是香港居民，纳税给政府，秘密失踪，香港政府也应该过问和帮助。如果一个人在街上被杀，难道香港政府要等家人要求，才过问吗？若受害者没有家人，怎么办？香港的官员争相在中共面前表示革命，不敢得罪中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帮助受害人也不必找如此站不住脚的借口。从叶局长对黎广强被抓的态度来看，似乎不仅仅是不敢过问了，美国帮了香港的受害者，她还指责美国。难道她希望中共迫害香港居民？对于她的动机，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叶局长要给香港人一个明确的资讯：我们如果在大陆被捕，不论什么原因，香港政府都不管，而且也反对其他国家过问，我们最好在大陆乖乖认罪。 另一个香港居民徐泽荣，二○○○年六月被中共秘密关押，长期无消息；最近以泄露半个世纪前的国家机密被判十三年重刑。当然，经过了我们这些被捕的例子，没有人再去浪费时间找香港政府帮忙了，香港政府的宣传确实有效。我曾于去年九月份在《纽约时报》撰文，希望香港政府能过问或探视徐泽荣，使他得到更人道的待遇。没想到叶局长竟指责我「不公平」，「干涉一国两制」。《纽约时报》的朋友还告诉我，香港政府准备专门撰文反驳我，只因「九一一」而作罢。 游戏规则要公正 其实我不过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港府建议关心在大陆遇到麻烦的香港居民而已。在中国被捕的嫌疑人，要经过侦察期、起诉期、审判期，每一期都可对嫌疑人从头审讯，不断盘问，最后嫌疑人自己被折腾得忘了自己讲过什么。通常是告诉审判人，「你们看著写吧，我都签字」。整个阶段，可持续好几年，不能见家人。如果香港政府能探视被抓的香港居民，为他们报告家人的情况，使他们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并不去要求放人，这怎么是「干涉一国两制」呢？这是政府为纳税人该做的事。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James Buchanan）提出了「模糊面纱」（behind veil of ignorance）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判断一个社会的制度（游戏规则）公正与否，要看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不确定时（可能是当权者，可能在野；可能是警察，可能是囚犯），他认为在任何位置上，这些游戏规则都是公正的时候，那么这些规则才是真正公正的。 无罪辩护招致报复 在中国，警察、检查院、法院大概觉得中国司法的游戏规则是公正的，我被抓后，不能读法律书，不能见律师，不能见家人。而我作为嫌疑人，则觉得这是很不公正的；作为辩护律师，其执照由司法部发，会见客户（被辩护人）时要被司法机构监视，做无罪辩护会招致政府的报复。迫于政府的压力，律师不得不做客户（被告）的工作，希望客户好好认罪。所以律师也不会认为这样的游戏规则是公正的。 当然，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囚犯或嫌疑人当贵宾，迫害囚犯的事在任何国家都发生过。而且因为囚犯被控有罪，受到谴责，他们的权益很难在游戏制度里得到公正的体现。在民主国家，他们的权益是通过新闻自由、代议制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总有政治团体在议会中代表他们的利益）体现的。 在中国，这些还做不到。囚犯的权益，几乎没人代表。唯一的可能，大概是由囚犯中后来成为当权者时来代表。但这很受限制。第一，囚犯成为当权者的机会很低；第二，「屁股指挥脑袋」，这些囚犯一旦不坐在监狱里，而是坐在当权的位子上，也就不去为囚犯争权益了。 中国司法的一些进步，是改革初期由彭真推动的。原因很简单：在文革期间，彭真的地位变了，一向是「专政」别人的彭真被「专政」了。他深深感到作为囚犯，中国司法的游戏规则太不公正了。文革后，彭真平反了，他还记得文革的恶梦，呼吁改革司法游戏规则，对囚犯和嫌疑人人道些。但是，当他权力牢固，觉得不可能再成为阶下囚时，他又保守起来。 支援受嫌人的权益 不实现「模糊面纱」原则的游戏规则，社会不能稳定和均衡。一位被逮捕的高级干部说：「我原来都是「捞人」的（即从看守所救别人出来），现在自己居然进来了。要是我将来制定政策，一定要改革。」我看著审问我的官员想，若他被抓，是不是还坚持嫌疑人不能见律师，不能读法律书，不能见家人？ 从「模糊面纱」的原则，叶局长应该住住大陆的看守所，她大概就不会对这些在大陆被抓的人、对我的建议这样义愤填膺，而应该支援为嫌疑人争取权益了。 在我那篇被叶局长指为「干涉一国两制」的文章里，我引用了经济学家杨小凯给我讲的故事。杨小凯在中国文革期间也曾被迫害入狱，他在谈及我这次在中国的遭遇时，用了这样的比喻： 下一个牺牲的是谁 过去，中国有些地方的人喜欢吃猴子（但愿现在已经不吃了）。猴子是智商很高的动物，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所以，当厨师带著食客到猴笼前挑选晚餐时，所有的猴子都拼命地往后躲，每只猴子都希望藏到别的猴子后面，一旦有一只猴子被选中，其他的猴子就急急地把它往笼外推。相反，牛是不那么聪明的动物。但是，当一头牛遭到猴子袭击时，所有的伙伴会围成一圈，用他们的角死死相抵对抗强敌，保护不幸遇袭的同类。在共同保护自己的利益时，不那么聪明的牛比猴子强多了。 集权政府压制人民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挑选哪些最敢说话的人进行迫害，使整个人群都生活在一种小心翼翼的恐惧中。一旦一个目标被选中，其他人就松了口气，深感幸运。为避免被选中，并能继续他们的生意或研究，大多数人宁愿保持沉默。但当下一轮挑选开始时，就会轮到那些不太敢说话的人了——因为最敢于直言的人都已经被抓光了。只要这样的体制存在，只要这种挑选继续下去，谁能保证下一个被选中的牺牲者不是自己呢？所以，我们保护自己的最有效方法，应该是首先保护最敢直言的人——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赞同他们所有的观点。 为了每一个人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我们要做牛，不要做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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