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就跟著父亲在邵东县城读书，后来又下乡到邵东农村多年。对于勤劳实在的家乡人，我是比较了解的。邵东是丘陵地带，人多地少，我在乡下时，农民大都吃不抱。后来改革开放了，邵东人以他们特有的聪明能干，发展了小商品经济，大家热热闹闹地奔好日子。如果不是官府压榨他们过甚，安分守己的邵东百姓是最不愿意闹事的。谁都知道，与官府过不去没有好果子吃。

去年一位回乡探亲的朋友回瑞典后，打电话告诉我说，邵东新修的政府大院金碧辉煌，比瑞典的王宫还漂亮。瑞典王宫当然是古典质朴的，但一个县政府修得那么豪华有什么必要？这讲排场的钱又从何处来？这不，据观察家分析，这次砸县府事件，与邵东工商、城管等执法人员横征暴敛，乱罚乱扣惹得民怨沸腾有关。

政府官员贪渎无耻，法制无能约束，人民便不再认同政府。出于求生本能和讨公道的愿望，他们铤而走险抗争。这种被视为“暴民意识”的抗争，一般有广大民众认同，社会舆论支援，因为它的含义很简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政府有“暴君意识”，受了欺压无处诉说的老百姓就会产生“暴民意识”，这是专制社会一条必然规律。中国老百姓在被欺负之后，首先希望的是去寻找“清官”。但即使磕头如倒蒜，“清官”也遍寻不见，无人主持公道，这条路绝了，不免就有“砸”的冲动。

因此，要防止发生类似的事件，中国政府不能一“抓”了事。最根本的，是要改变专制制度，廉洁政府，服务人民，以取得广大人民的心理认同，让他们有地方说理。否则，不甘心变成饿狼口中美餐的兔子，逼急了也会拼命咬狼一口的。

此外，江泽民先生本人，也是要对我们邵东的暴政负责任的。去年，县里有人私下出版了一本书，称江泽民最喜欢的女歌手宋祖英为“国母”。江泽民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结果这一出版案抓捕50余人，当事人被重判为无期徒刑。使用重典发泄一己的私愤，这样依仗权力不顾法制的行为，则可以视为政权暴力。像江泽民这样赤裸裸地显示权力威风，这样的示范，怎么能叫我们老家的“暴民”改邪归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