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和王绍光认为，中国存在大量经济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中国有这些问题，是许多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也是广大人民的直觉。只是洋人才觉得新奇和惊讶。但是，问题导致不稳定这样的观点却不符合人们在共产党执政下的感受。中国知识界早就看到这些严重问题，但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政治不稳定。如果经济危机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那么文化大革命初期人们不满而引发政治危机的可能性远大于文革后期。文革初期，彻底造反，全面内战，停工停产。文革后期，至少还抓革命，促生产。怎么能文革后期国民经济要破产因而可能引发动荡而文革初期形势反而稳定呢？如果经济危机必然会导致政治不稳定，那么60年代初期应当是最不稳定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政治不稳定恐怕还不是最荒唐的对共产党统治稳定性的解读。还有许多人甚至认为，共产党稳定统治是因为并且表明共产党还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否则，天下早该大乱了。
康晓光则不以上述观点为然。康晓光通过仔细解析共产党中国维持稳定的机制得出结论，经济和社会问题不一定导致政治不稳定；共产党维持政治稳定也无须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稳定统治的机关诀窍在于政治统治、控制和镇压机制。从康晓光的描述分析中，我们看到一幅赤裸裸的以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稳定机制。
第一，共产党及其官僚系统谁也不代表，他们只代表自己，他们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统治和行事，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持权力和扩展权力。权力就是目标和目的。什么人民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什么社会正义和私人道德，都是服务于追逐和维护权力的工具。都是在维持权力需要时才考虑的因素。什么人民不成熟因而需要他们去代表和维护其根本长远利益，都是骗人的把戏。
第二，经济和社会问题导致的社会不满，并不会必然导致政治上垮台。这里，他提出了政治稳定取决于稳定因素与不稳定因素的力量对比。在社会力量分布和人民不满的问题严重程度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决定了这一对比，这就是反抗资源和镇压手段。共产党可以在大多数人对许多问题严重不满时维持稳定统治，因为他们垄断所有政治行动资源，以严厉镇压控制所有集体行动可能，消灭不同的思想，使反抗零星分散。即使多数人都不满，但只要罗齐鼓不齐，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兼用胡萝卜收买和大棒镇压双重手段加以控制。当不满的人意识到反抗没有希望时，社会不满就越发不容易导致政治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社会危机不必然甚至不容易导致共产党统治的不稳定。这也就是这个政府为什么可以不考虑民意而继续维护统治。
第三，腐败是共产党统治的必然现象。这不仅因为共产党是为自己的权势而统治，而且是因为共产党为维持统治需要一个精英三角同盟，即康晓光所说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商业精英所结成的同盟。在这里，统治者为换取商业精英的政治支持，不仅开放正常的商业机会，而且允许他们通过腐败方式发财。为维持这样的赚钱机会，商业精英倾向于支持执政者以威权体制维护所谓的正常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商业精英在后门以权钱交易满足自己的需求。
什么是康晓光没有说清楚、但我们可以从他对共产党统治机制的解析中可以得出的结论？
第一，共产党制造了人民对它的需要。由于共产党垄断政治行动资源、控制集体行动手段和严厉镇压反抗，使得只有社会不满在极强时才爆发，另一方面反抗由于没有组织和思想准备及经验积累，极度愤怒和强烈的反抗有破坏性和失去秩序的可能，这就使热爱和需要秩序的人感到共产党不可缺少。其实，就是共产党的错误造成了不满，本来可以调整政策和人事、更换政府和改革制度解决问题，但共产党非要镇压不满，使不满一旦渲泻成为很危险的危机；共产党迫使人民不仅接受一个罪恶的政府，而且将这个罪恶政府当作唯一的选择加以接受，当作必然与必要加以接受。
第二，这样的统治的一个后果是使得人们觉得政治改革很难。道理上谁都认为，政治体制不改不行；否则，中国的问题无法根本解决。但现实中让人们直觉地觉得，不改还好，改了反而会崩溃。因为现实中积累的问题太多、怨恨太大了，另一方面，政治镇压和控制使得没有可以替代共产党的力量存在。这样的状况决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1949年就搞民主，不会有今天的困境。即使1979年甚至1989年，中国人还可以享受民主而不出现动乱危机。是1989年的镇压以及随后的康晓光所描述的政治控制机制造成了今天的困境。这大概是共产党给中国造成的最大问题，使人民看不到共产党之外的希望；无论共产党多坏，人们只能在绝望中忍受。
第三，所谓精英三角联盟并不确切。因为在精英之间关系中，共产党并不仅仅为利用商业和知识精英而给他们甜头，共产党也欺侮和压迫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侵害他们的正当利益。这里不存在真正平等的和自愿的同盟关系。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完全知道这点，他们内心并不爱共产党，并不爱这个制度，他们也并非不痛苦；他们仅仅是不得以忍受或接受罢了。真到变换体制成为可能或不可阻挡时，他们会马上转向新的制度。
第四，康晓光认为，这样的统治即使不义，也可能继续下去。只要以更残酷和精致的方式将所有不满和反抗控制住。问题会拖过去，经过一段时间，被拖没了。这里的代价是不公正。就是要维护这种不公正，要残酷地维护它，直至人们认为他们是公正的为止。这当然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不仅弱势群体要付出物质和公平的代价，强势者也要付出道义代价。这一代中国精英的道义责任感之薄弱，在冷酷地计算这种可能和容忍接受这种现实中暴露无遗。
然而，第五，这样的统治也许拖不过去。康晓光并不认为，这个制度可以长期维持。如果镇压和暴政可以维持永远，那我们今天就生活在所谓秦千世或秦万世的朝代了；秦始皇就是这样想的才教自己秦始皇。不过，历史证明，暴政总是会被推翻的；人们反抗会有锣齐鼓齐的一天，那时统治者疲于奔命，应接不暇。然而，这样严厉的镇压和统治，使结束共产党统治的代价会很昂贵。而且，可以这样说，今天以这种方式维持稳定越成功，结束这种不义的统治的代价就可能越大，后果越不可测。
最后，康晓光不是新左派。王绍光这样的新左派关心社会正义，主张靠政府政策解决问题，呼吁政府有节制地压榨。康晓光则只关心政治稳定。无论怎样压榨，只要政治统治机制得当，就不会有稳定性问题。那么，康晓光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以什么为这种统治辩解呢？他没有明说，但似乎是民主。他认为，经济发展了，中国人会象掌握市场一样成功地解决民主问题。然而，历史上更可能的是，经济没发展，执政者说，民主不可能，条件不成熟；先建威权，发展经济，再建民主。但是，等经济真发展了，执政者又会说，我们不需要民主；我们过的挺好；讲民主还有许多问题和危险。康晓光最后以民主政治的前期条件为这样不义的政治稳定和统治机制的辩解站不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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