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60年冬，保姆从乡下过完年回上海，坐在厨房里抹眼泪，母亲问她怎么了，她说：“先生啊，我们乡下人都饿死了！”母亲一紧张，马上正色对她说：“你不能瞎说，新社会怎么会饿死人呢？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胡说呀！”保姆哭得更厉害了，“我为什么要瞎说呢？我自己家里的人都饿死了，我是亲眼看到的呀！”母亲不再说话，走进了父亲的书房。我赶紧进厨房把手绢递给阿姨。她叫秀英，安徽人，后来嫁人离开了我家。

后来我自己下乡，当地的贫协主席忆苦思甜时说漏了嘴，也把他在三年大饥馑中“遭的罪”说了又说。说得我们这些知青都笑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谎言中长大的。好不容易活到了提倡“讲真话”时候，很快又发现，真话还是说不得，至少不是人人都有权利说的。要不然，干嘛连新任总理就职，谈到要“敢于讲真话”时，还表现出那么强烈的悲壮气概呢？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讲真话而获罪，如果没有讲真话的先驱者们以生命作为代价、在我们的眼前扮演着惨烈的当代英雄的角色，我们何至于一提到“讲真话”便会产生中枢神经的本能紧张呢？

真话当然不是真理，只是每个人表达他自己意愿的话语；人和人也不一样，有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所谓敢于不敢于，而大多数人是要瞻前顾后的；做人难，做官难，说真话更是难上加难，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祸从口出，以言获罪的例子难道还少吗？“沉默是金”这句格言，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凸现在死亡和羞辱的沉重帷幕上。更有甚者，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被剥夺。「渴望真话」这本书中，有一个好不容易开口说了真话的农民张纪富这样向共和国的主席倾诉：

“大田亩产600零几斤，土旁田上的红米冬粘遭了点干旱，亩产300斤不到，粮食明摆在那里，还要怎样报产量！”妇女主任“嚯”地一下站起身，冲到杨海凡面前，揪着他的衣领子。杨海凡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也不知怎么就被一个妇道人家揪到了会场中间。妇女主任破口大骂：“杨海凡，你个花岗岩脑袋、老右倾，帝修反的走狗！今天不油炸你这个下游分子，东湖塘的大跃进就跃不上去。你给我跪下！”

仿佛有什么魔法，杨海凡犟了一下，末后还是跪下去了！举坐大惊失色。人们都为杨海凡捏一把汗，在一旁劝道：“海凡，按主任的意思，你就报吧！”杨海凡心一横，说：“好吧！我报！”妇女主任紧逼道：“你说，产量是多少？”杨海凡说：“大家报多少，我也报多少！”“你这个家伙真是不见阎王不掉泪！”妇女主任变戏法儿似地摸出一块寸多宽的竹篾片，在杨海凡身上一顿猛抽猛打 ，杨海凡扭动身子躲避着。张纪富实在过意不去了，为了替杨海凡解围，喊道：“主任，还是让我先报吧！”张纪富的四小队比杨海凡的七小队产量还要低，他鼓了鼓劲说：“我报1200斤吧！”

张纪富因此差一点被推到火里去烧。慌乱中他想到了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试验田“获得了亩产干谷二万一千五百九十斤六两的高产记录”而且是“地委一位常委，专区农业局一位副局长及另外三人当场过秤验收，并丈量土地、复核产量”（1958年11月14日湖南日报头版）得出的确切数字。于是他报了2000斤。

杨海凡无权保持沉默，不得不讲了真话，结果是挨了打并被免去了支部委员的职务，而跟着说谎的张纪富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张纪富“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开始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不管来年日子怎么过，剜肉补疮，他把社员口粮当成超产粮送粮站了。”

张纪富说了两个小时，刘少奇默默地听了两个小时，最后，张纪富吞吞吐吐地说：“前天，公社开会作了布置，最近中央首长要到一些地方调查情况，汇报的时候要注意。当前生活困难主要是天灾造成的，别的不要乱说。刘主席，刚才我向您汇报的，尽是些反面情况！”刘少奇脸一沉，说：“都成这个样子了，还不讲真话！当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恐怕不完全是天灾，还有人祸，连公社妇女主任下乡都动手打人，不是人祸是什么？”刘少奇还对张说：“你向我反映了真实情况，不会有人来报复你，如果有人给你穿小鞋、出难题，你可以直接写信给我。”

刘少奇在这一次实地调查中问及宁乡县的死亡人数，有人回答说：“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20000多。”县委副书记何长友说：“不止这么多，据我在整风整社中掌握的情况，全县有45000多人，或因饥饿，或因疾病，有的是在修水库的工地上死亡的！”刘少奇对县委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很是不快，说：“难道你们还有什么顾虑，不愿讲真实情况？人都死了，更应该实事求是啊！”

我想起秀英阿姨的哭诉。她说的是真话。据该书披露，仅安徽省，1960年死亡人口就高达200万。我母亲当然不了解实情，因为连共和国的主席都不了解。为了听到一点真实情况，听到普通人民群众的“真话”，他带着几个工作人员和夫人王光美，在1961年4月2号下午，住进了家乡人民公社的一个养猪场！该书的作者，当年在湖南农村蹲点，“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他写了这本书。我读了整整一个晚上，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那种谎言弥漫的政治空气，仍能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

刘少奇对于“人祸”的愤怒里，是否有深入的自责，我们不清楚。但，他代表党、代表政府向那些衣衫褴缕、面有菜色的农民父老深深地鞠躬。我不由得想到了今年暑期在党报上读到的一篇回忆文章「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红卫兵用他六岁的小女儿为诱饵，绑架他并将他押上永不回头的囚车的时候，他高举着宪法说：“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莫大的悲哀，“连国家主席都可以这样对待，遑论其他？人连尊严都没有了，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我过去从来不知道，在文革以前，随便动手打人、张口骂人已经是革命的表现，读了这本书，我才懂得了，刘少奇何以会惨死在这场力图把中国人全变成“痞子”的空前浩劫之中。1961年，那个公社妇女主任能随便殴打一个敢于讲真话的下级党员干部；1966年，一个红卫兵大学生，当然就可以伸手殴打当年英雄叱咤的花甲老将军彭德怀，百般虐待、凌辱一位共和国的元勋，因为彭德怀已经因为讲真话而落难。这个打人者说的也是真话，因为他自以为有权这样说：“老子就是要造你的反，打倒你，再蹋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这种无法无天的痞子作风，其根源到底在哪里？读了这本书，我多少有点儿明白了。

我过去，一直相信有所谓真诚的左派的，即便他参与说谎者的聒噪，我也觉得情有可原。而这本书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难道所有那些执笔写报道、写党政部门的各种通报、简报的知识分子、干部，都没有看到过当年广大农村的悲惨现实吗？难道他们都不曾参与并极力迎合那种绝对可怕的疯狂吗？不讲真话，无非是因为希望用假话来博取一己之高官厚禄，为此，他们可以连“人都死了”的事实都不顾！当然，如果有人敢于直面“人都死了”的现实，敢于讲真话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很可能听不到他讲真话了。

这段历史，包括前前后后40年的历史中，有多少值得我们民族深思反省的东西啊。邓小平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现在远远谈不上彻底。且不说讲真话的前提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给反对者以说话的自由），就连中共党内的干部讲真话都有个“敢”“不敢”的问题，以致于党报上不断地出现一些要求党的干部“敢于讲真话”大号字。强调“敢于”，是因为人家不敢──那些高官厚禄、锦衣玉食的腐败分子们，在他们不曾被揭露并绳之以法之前，哪一个不欺上瞒下？哪一个容得了真话？有哪一个身边没有一群“道古今而誉盛德”的才俊？又有哪一个不曾对敢于讲真话的人大肆杀伐？我们睁着眼睛活着，我们闭着眼睛听着，老调子总会在一定的时候响起，对于真话的渴望，大概就只能是渴望了。

（转自《中国研究》2000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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