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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2003年6月20日，中国北京小汤山医院“最后一批”SARS患者病愈出院。据官方统计，截至6月19日，全世界死于SARS 共804人，其中中国大陆247人、香港296人、台湾84人，计587人。让我们为亡灵安息祷告！ SARS肆虐中国是中共“物欲至上”的增长中心论、权贵豪奢食欲下的天人关系、说谎政治、公共保障极度缺乏等等综合作用的恶果，根本原因是政治落后，全面看则集中暴露了所有“中国问题”。这次灾难并非突发性灾难，而是各种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与还会发生的灾难之一──如果中国的政治局面得不到大的改变的话。这里主要从说谎政治加以剖析。 1，“非典”之“谜” 霍乱肆虐中国的时候不叫霍乱而叫“二号病”。中共当局直到现在还开口闭口“非典”。 “煞滋”或“萨斯”，全称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evere Acute RespiratorySyndrome，缩为SARS），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巴尼（Carlo Urbani）率先命名的。卡洛厄巴尼大夫以身殉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认同了他的命名，有了纪念他的意义。中国基因学家杨焕明指出，“非典”与“萨斯”在病理学上不是一个概念，前者全称非典型肺炎（ATP，Atypical pneumonia），有药可治。 共产党有一个显著品质：不喜欢纠错，尤其不喜欢及时纠错，而喜欢面对巨大的代价与压力以显“战斗气概”。死要面子的统治传统与尊重事实、真理有著根本对立的趣味。 谁见过中国“首例非典病人”的权威报道呢？人们的消息纷纭驳杂：首发地河源，时间是2002年11月16；首发地佛山，时间有说2002年11月中旬有说11月下旬；首发地不详，时间是2002年7月；首发地有说河源有说深圳，时间是2002年12月5或6日……连北京的“首输病例”都莫衷一是！这涉及“他们”党的体面？如果超出大陆，还有更多版本。例如5月6日香港的《文汇报》就刊文称：萨斯“最早疑在美爆发”…… 世人可以想一想，第一例病人对于病源学、流行病学有著怎样的科研意义！“CHINESESARS”是人祸还是天灾，当然与首发病例何以出现、怎样成为传染源相关。可是，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国的首发病例愈发有了谜一般的性质。由此，“第一SARS输出国”就成了可以模糊的悬案了。 2，封锁之祸 要说谎就要封锁真相。有广东新闻工作者披露了该省宣传部新闻处的指令清单，摘编于次── 2月8日（正月初八，机关新年上班第一天）：我省不明原因呼吸道传染病目前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月10日：省内各级新闻单位一律不得采访报道，要严格保密；2月11日（略）；2月12日：关于不报道我省部分地区群众抢买食盐、粮油等情况的紧急通知；同日又：除统一安排外，各单位不要再派记者到医院采访。不要使用“疫情”和“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等提法；2月13日、2月14日、2月17日（略）：要特别注意绝不能将讨论引导到政府在这次事件中所谓反应迟缓和群众要有知情权等上面去；同日又：中宣部新闻通知……；2月18日、2月19日、2月23日（略）3月2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向各媒体发了《护士长日记》，各媒体一律不刊发；3月3日：钟阳胜强调：两会期间，如果有代表委员讨论非典，一律不报；3月6日（略）； 3月14日：对香港发生的非典一事，一律不报…… 封锁直接导致的灾难便是传染失控！ 2002年11月中旬至今年2月初，广东疫情已然从初发进到了严重扩散。接下来香港与山西-北京-内蒙由输入到失控。这中间至少有两个关键“超级传播者”值得特别提到。 刘剑伦：男，广州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医治过大量病人，自己染病后，以出席在港外甥婚礼为名，赴港求医，制造了举世闻名的陶大花园事件。看到香港死亡人数超过大陆，我的问题首先是：如果没有广东当局人为营造的假相，香港医院会接受刘剑伦吗？如果“港人治港”能隔住两虚一实的“一国两制”，对北京依顺惯了的港官若能够听一听香港民间的呼声，及时对入港人员严格把关，事先说明去港治病的刘剑伦能够进入香港并且出席隆重的婚礼吗？ 徐丽：女，山西太原人。春节后，她需要到广东出差，但传闻使她有些担心。在一家党报工作的母亲特地为她查阅了一些报纸，并给在广州工作的同行打电话，得知“都是谣传，没那么严重”；父亲帮她从互联网查询，了解到“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2月18日徐丽才和弟弟带著一些板蓝根入粤。23日回到山西后，太原一家大医院的医生对发烧38.8度、“担心得了非典”的徐丽笑著说：“不要大惊小怪”、“不是非典”，给她开了阿奇霉素等静脉点滴。不放心的徐丽又去了另两家医院，诊断结果仍是“感冒”。 徐丽说：“后来回想，我始终不能明白，在这个信息从地球南边转到北边只需要2秒钟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些省会一流的医院，却没能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点警告、提示”。 2月28日，她随丈夫“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北京解放军301医院。…… 3月12日，徐丽在北京工作的舅舅被急送佑安医院。随即，佑安医院出现10多例感染者。3月27日，在该院进修的内蒙古临河市一名医生返回家乡，疫情随之扩散到了内蒙古。 不止一个亲人从徐丽感染并不治身亡。幸免遇难的徐丽说：“医生、护士也是受害者。广东去年11月份就发病，难道国家级的医院连必要的通知都没有接到吗？”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罗怡向记者回忆：从301医院转送302医院，转运车辆未经任何防护，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威胁。 302医院非典患者不断增多，而徐丽却在电视上看到卫生部长反复指出：“北京只有几位山西患者”。徐丽说：“可怕的无知，可恨的盲从!如果，新闻资源被很好地用到宣传SARS知识上，那该多好啊。” 我认为：在钟南山院士提出“集中隔离收治”的主张之后，封锁便不再有任何知识性借口（这样说已经犯糊涂因而已经过于“温和”），因此，相关的一切后果，包括两岸三地几百条人命，都要由封锁真相的人们来负责！例如徐丽和徐丽传染的所有病人，以及由此而来的全部防治工作的代价，都应当由封锁者们负责！封锁者们决不应当仅仅受到党纪行政的处罚，而必须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分不清具体责任人的一律由具体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承当，非此不足以汲取不仅是SARS肆虐的教训！ 3，良知受压 当瞒骗成为权力的偏好时，医学界就有了太多的滑稽、丑态，理性与科学精神便十分难张。为什么钟南山当初提出需要大陆以外的合作支持而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为什么广东省宣传部新闻处2月14日的通知中要提出对钟南山“没有特效药”的说法作“淡化处理”？为什么“广州确诊的非典病例和新发现的非典疑似病例以两位数增长，各项指标在全国仍名列前茅”，却“与全国各地相反，在广州的街头，几乎见不到人带口罩”？(多维社记者周邑报道)为什么 “戴口罩的人还会受到旁人的非议和侧目”？(南方都市报5月9日陈儒斌文) 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在5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载文说，“5月10日我到抗非典的一家医院去，在一楼看到医院的工作人员与求治病人，也大多数不戴口罩。我所在的写字楼有上千人办公，在电梯进进出出的人，戴口罩的绝对是罕见的‘另类’。”难怪广州大学生会被暗示“不戴口罩是政治任务”了！为什么蒋医生会被“冷冻”（戴晴女士语）──为什么蒋医生“要求出国探亲的申请得不到批准”并被要求“不要接受境外采访”（蒋医生女儿语）？记者会上官员要么对有关蒋彦永的提问冷冷地说“不了解”,要么反过来对记者的“蒋彦永关怀”大惑不解，令人作呕！ 而以打击谣言为名行迫害人权之实，则是恶政中的最恶！在中共眼里，更有特别需要禁止的“谣言”──批评中共的言论。于是，禁网不用说，手机短信也受到严厉监控；于是，拖了近三年的黄琦案、一年多的“新青年学社”案草草审结；赵常青、姜力军等一批道义人士被逮捕；杜导斌等网络言论作者被警告、河北徐水集团董事长明显因为发表与李慎之、杜润生的对话而触动当局的敏感神经…… 人们因SARS更因中共暴政恐惧。香港《苹果日报》4月间的一则报导：记者致电309医院，一名值班人员对所有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提问全部回答“不知道”，一连答了十多个“不知道”。问他知不知道医院有多少宗、他自己有没有患上非典型肺炎，他也回答：“不知道”。这是多么恐怖的“不知道”啊！自由啊自由，从来没有这样像阳光、空气一样，像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 张文康、高强是医学专家，也是说谎的专家；那位在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间搅混水的洪院士是专家，却患了大跃进、浮夸风的后遗症。2002年11月16日，广东河源市出现第一个SARS病例，2003年1月3日，河源市疾病防疫控制中心竟在当地的《河源报》上刊载申明：河源并没发生流行病毒。实际上被河源首发病人黄杏初传染的就有11人，其中并有8名医护人员。今年1月初，广州《新快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吴一龙教授。吴教授表示，非典型性肺炎根本不是什么大病，只要对症治疗，患者连住院都不用就可以痊愈。 在今天的专制社会，丑陋的专家政客往往比一般政客有更大的危害。那种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治国）视为中国出路的人们，如果不是出于对民主政治基础意义的无知，便是对清华上海帮的刻意谄媚。 4，乱相丛生 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科主任、参加抢救徐丽的罗怡向记者回忆：从301医院转送302医院，转运车辆未经任何防护，司机、医生浑然不知所面临的威胁。 徐丽说：“后来回想，我始终不能明白，在这个信息从地球南边转到北边只需要2秒钟的时代，为什么在这些省会一流的医院，却没能得到更多关于疾病的信息，哪怕是一点警告、提示”。 在山西、北京、内蒙、河北、江苏，都曾出现过漏诊的同时，甚至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都缺乏必要的隔离治疗措施。在南京“抗‘非典’指挥部”要求成立“发热门诊”之后数日，一些医院的“发热门诊”连消毒液、专用的口罩都要医护人员自己掏钱购买，而口罩、隔离服质量之差，竟使得例如北京的医护人员十分为难：“戴（穿）也不好，不戴（穿）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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