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一个很典型的客家家庭。

客家人是来自中原的汉人，因为历代战乱、外族入侵，或者中央政权疆土的扩张，不断向东南沿海迁移，成为当地的客人。但他们迁移到当地后，却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中原原来的语言习惯，文化传统以及建筑结构等，与当地混合很少，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客家人身份与特色。从浙江、福建，到广东、广西，都有很多的客家人。到了近现代，迁移就更复杂了，四川、湖南等地都有不少客家人。

客家人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特点是勤劳刻苦，重视文化教育，具有很浓厚的传统士大夫特质。所以即便是在广东的客家人，也不那么喜欢经商，却更注重走传统读书人入仕的路。

父亲的学历并不高，没上过大学，但我相信他的学识，是很多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也无法相比的。记得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九军六司令的故事，说民国有段时间，广东的九个军长、六个司令都是客家人。我相信很多故事不是他看书看到的，而是源自客家乡亲互相之间的流传。他很喜欢讲名人的故事，但并不是要我们追求那些名头，而是希望能激励我们好好读书，好好做人，独立自强，长大了能报效国家，成就男人的一番事业，家族也有光彩。为家族争光，为国家作贡献，这是客家人的传统。

父亲事业心很强，工作很投入。他年轻时候碰上社会主义的改河运动，就是浚通、改变河道，因为双脚泡在泥水里时间太长，后来得了极其顽固的趾甲藓，再也没有治好的希望。母亲经常报怨他太不顾家，我理解母亲受过的苦，但却打自心底佩服父亲的事业心，觉得男人就应该这样献身，去闯一番事业。

我小的时候生活在农村，那里是山区，一个因贫穷而扬名全国的地方。我记得大概还没上学，也就是六岁以前，就开始在家里做饭。因为大人白天都出去干活，经常很晚了才能拖著疲倦的身子回来，我就只好自己帮忙做饭。结果第一次做饭时，因为农村烧火的材料都是些铁芒基、干禾杆，火势控制不好，大人辛苦了一天回来，却只好吃烧糊了的饭。大人们没有生我的气，毕竟孩子能这么帮忙，已经很令他们感到欣慰了，而且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小一个个头，他们本来也没对我寄太高的期望。但在我的心里，却为这件事情深深内疚。

务农时节，有时深夜还要跟在母亲后面去看秧苗的田水，因为那是一家的生计，水多了或少了都会带来灾难。小小年纪的我，也开始帮著收割稻谷，记得第一次下田小指就被镰刀割得满手是血。盖房子用的一部分材料是石头，大多是家里人自己下河去捞的，大人捞大石头，我就去捞小石头。农家的孩子懂事早，大概也是出于这种无奈吧。

耳闻目睹、亲身体会了那么多事情，再加上父亲的影响，我知道自己肩负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那种忧家忧国、悲天悯人的特质，大概是这时形成的。当然，那时的梦想，其实是一个很模糊而朴实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使家里人能够生活好点，让他们脱离那艰苦的环境。儿时的愿望，长大后很多都忘了，只听得母亲跟人聊天时提起过。母亲记孩子的事，往往比孩子还要清楚。

我九岁那年，家里转成了非农户口，日子相当没以前那么艰苦。帮助家人从困境中解脱的事，已经不需要我去完成了。我那时心里竟隐约感到有点遗憾，遗憾再也不会没有机会去实现那个儿时朴素的愿望。

但家里经济状况仍然很拮据。一本五分钱的练习本，经常要等一个星期。我没有什么怨言，我知道父母养育四个孩子，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那时候，连小人书也没看过几本，因为那不是我能享受的生活。自己能做的，就是好好念书，期盼将来有个出路，不用家人再担心。幸好学习成绩还不错，总能得奖，拿到不少练习本奖品或奖学金。作业簿的问题就是这么解决的，自己用不完，就救济一下有同样难题的姐姐、妹妹。

十八岁那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北大，那是我向往已久的学校。我们那所中学以前能考上这样好学校的人寥寥无几。家里人很高兴，县里也有点轰动。走在街上，竟能听到别人提起父亲的名字，甚至是爷爷的名字，说谁家儿子，谁家孙子考上了北大，但他们却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自认为答政治、历史的题目是最出色的。因为教这些课的老师，都有程序化了的独门答题法。我的记忆力很好，课本背得滚瓜烂熟，那屡试不爽的答题法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随心所欲。不断的重复记忆与论证，使得自己都不得不信服那些结论。对课本所说的一切，我没有丝毫的怀疑；对党伟大功绩的感恩，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早已溶进了我的血液。

我深深认同现行体系的一切，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顺应这套体系，好好发展。如果谁对党，对领导人，对社会主义有什么“不良”看法，我一定会认为那人愤世嫉俗，没有出息。我会激烈地去与之争论一番，要不就会对其嗤之以鼻，避而远之。我把这些都当作是爱国与正直的表现。

在大学里，我如饥似渴地读著各种西方名著，但最感兴趣的，仍然是传统文化的书。我一直认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是一部永远也读不透的书，是其他任何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了解得越多，就越为之自豪，为之热血沸腾。

父亲因为学历关系，最终没有在仕途有大的发展，所以他希望我未来能沿著他没走完蛋路继续走下去。他建议我不要再像中学那样一味啃课本，而要更多地参加社会活动，锻炼自己的能力，广交天下的朋友。

北大毕竟是北大，卧虎藏龙，人才辈出。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关心国计民生的胸怀，尤其让我受益良多。后来我成为一名学生会干部，有了更多拓宽视野的机会。我的学习成绩也还不错，能让我拿到奖学金。

我感到人生充满美好。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朋友，这么顺利的学业，还能抱怨什么呢？我觉得未来的蓝图已经非常清晰，去实现幼时的理想，去继承父亲的事业，为这片自己成长的土地，为自己深爱的百姓，踏踏实实做点事情，这大概会是自己一生的路。

在北京，不时会去拜访一些老乡。一次聊天，有一位老乡告诉我，她知道铁道部有人因为64时打开电灯，被军人一梭子打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奇闻。但我半信半疑，因为在电视上我看到的都是学生群众怎样烧军车，军人只有挨打，却绝没有对学生群众开过枪。我也根本不相信政府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此残暴，还要这样撒谎，欺骗全国的民众。

大学入党，班主任不得不按照规定的程序问我关于64的态度，以确证我的政治立场没有问题，尽管64时他也曾给广场绝食的学生送水和食物。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的坚决拥护者，我相信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我说的是真心话，因为我的社会阅历很少，大多数读的都是教科书，那里处处都证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对其它负面的消息，我实在了解不多，也不愿相信。我入党的动机非常虔诚，因为我真以为她能把民族带向富强。每次读党章时，我竟然还感觉胸潮澎湃。跟其他的一些同学相比，这种坚定的信念当时甚至让自己颇以为豪。

大学毕业，我有机会出国留学。我最初的想法，是因为本科毕业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在社会上干些什么事情，心想还是先看看外边的世界，学完了再回国效力。父母赞同我的想法，希望我去见见世面，但希望我一读完学位就回国。

出国前几天，中学的老师特意叮嘱，要我学成了好好回国效劳，我说绝没问题。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有我朝思暮想的亲人朋友，我无法想象我会长久呆在异国他乡。我的舅妈，一位和蔼善良的小学教师，也叮嘱我千万别忘了自己是个中国人，让我既觉得感动，又觉得有点哭笑不得。感动的是，他们如此深爱自己的国家，以至于对我这样从来都被认为是整个家族孩子学习榜样的人，还要再三嘱咐。我能看出他们的爱国情怀，是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从内心最深处发出来的。好笑的是，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的为人，从小骨肉清高，又在那所有著强烈历史使命感的大学出来，血脉流淌、骨髓深积的都是那样的爱国情怀，哪还用得著他们叮嘱？

（二）

满负家人的期望，带著满脑的好奇，我来到了美国。

因为有认识的朋友在学生会，问我愿不愿意参加。这是一个学生自己组织起来的义务团体。我觉得呆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总比跟那些“老外”交往来得亲切，可以为中国学生服务，又可以增长见识，所以满口答应。

1998年国内发大水，我们为抗洪救灾组织了义演与募捐，去学校里摆过摊，收集捐款。当时有人一定要我们事情办完后给他们看看收据。我觉得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对人那么信不过，我要不是有那颗好心，谁愿意大热天呆在外头收那捐款，又不是给我的？我想八成是因为这些人出了国，变了心，才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以前就给国内捐过款物，最后却不知所踪，这回想帮忙，但不得不警惕一番。

但我当时对他们的心态没什么共鸣，因为自己从不了解那些龌龊的事情，自己也没经历过。直到后来碰到一个学生，是国内一家大公司的老总，才头一次直接听到那样的情况。他有一段时间曾经定期给希望工程捐款，后来一次亲自到自己救助的地方去，却发现钱没有给到孩子手中，连孩子的感谢信都是假的。这对他打击颇大，也使我明白为什么很多海外正直的人不愿帮忙，解决国内的难题。因为系统太腐败，假话太多，被骗怕了。国外挣钱也不容易，谁愿意这么拿钱去打水漂？

但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我深入地思考到底意味著什么，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到底有什么影响。我还是觉得，我需要做的，就是读好书，回去也许还能帮助解决解决这些事情，为百姓做点实事。

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事件，很多华人受到打压甚至虐杀。我们群情激愤，组织了学生到印尼领馆前去示威游行，我觉得那些暴行实在太不人道，太看不过眼。我出去领著大家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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