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

茅于轼说，“汪先生在他那个阶层中开了一个好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打破了体制内对这个敏感问题的禁区。这标志着将有更多人，特别是体制内的人能够公开发表不同的看法。”

茅于轼表示，汪先生所说的事情也是大家心里共同的事情，其他政协委员可能也都想过这些事，但是中国这个政治环境不允许他们公开发表看法，尤其是法轮功的问题，这是大家心里都在想着的事情，但是由于共产党的高压政策，大家都不敢公开说。

他说，“现在汪先生把他公开说出来了。这封公开信在互联网上传得很快、传得很广，引起了各方面的很多注意。这也说明信中的内容是大家共同的事情。”

汪兆钧在给胡温的公开信中呼吁，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茅于轼对此表示认同，他说，“法轮功的事情迟早要解决的，共产党如此迫害这么一个没有政治意图的信仰团体，这是不行的。共产党这么迫害好人，树敌这么多，这不仅是在迫害别人，也是在给共产党自己制造麻烦，这种行为是极其愚蠢的。”

茅于轼强调说，汪先生的公开信标志着中共体制内的松动。他说，“不管是谁，包括胡锦涛，都得承认，中国一定要走向民主法制的。中共体制维持不长的，迟早要变的、肯定要变的。世界民主浪潮在整体前进，中国老百姓层出不穷的要求民主法制、开放言论的环境，如果中国政府继续僵化下去，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都不会答应的。如果中国政府继续保持高压姿态，民间与官方的对抗的力量不断加强，中国社会的危机将会更加深重。民间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只有政府让步，这是唯一的路。”

茅于轼相信，在汪兆钧的义举之后，将会有更多人站出来公开发表异见。

他说，“其实体制内的人说话比普通百姓要安全些。因为中国社会是特权社会，受法律保护的程度因人的地位而异，汪先生受保护的程度比普通百姓更多，不会因为这封公开信而被抓起来。我有朋友做的事情还不如汪先生那么大胆，但是却被抓起来审问，受了很多压迫。”

对于汪兆钧信中提到的蓝色短信、启动叶利钦风潮的内容，茅于轼表示支持，他说，“希望胡锦涛能够突破禁区这么做。对于这封公开信，官方可能表面上、口头上采取不予理睬的方式，但是在行动上一定会有所反映的，或者加强控制，或者放松控制。”

茅于轼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组成员、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中方专家、LEAD国际培训项目中国国家理事会成员、西北大学等五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及几家杂志的顾问编辑。其父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