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先生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多年以来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十七大也没有看到具体的动作。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人，都关心这些问题，都希望看到中国的政局发生实质的变化。汪兆钧先生此时提出这些有代表性的问题，恰逢其时。

对于写公开信的意义，刘军宁认为，站出来发声、写公开信本身这个行动，意义重大，其意义不亚于公开信的具体内容。

他说，“由政协委员出来呼吁政治体制改革，虽然有的内容是很多人都反复讨论过的，但是要公开说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如何说出来，这是目前很关键的一步。汪兆钧先生开了一个好头。大家都应该象汪先生一样把想说的都说出来。”

对于体制内官员不敢发声的原因，刘军宁表示，“主要是没有养成敢说话的习惯”，他并说：“汪先生这样的举动会有带动作用，我也希望更多人出来说话。”

刘军宁强调说：“中国社会需要象汪先生这样的人，大家都来说话，都来讨论，都来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公民的权利意识。需要每个人的点滴努力。”

对于汪兆钧的勇气，刘军宁认为，来源于他个人的良知，也来源于中国社会民间的大气候的变化。

刘军宁说：“中国社会这几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大家想看到的东西迄今没有看到，大家都等了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当然会说出来。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社会上的维权浪潮此起彼伏，也是一个促发原因。”

刘军宁希望胡温能容忍并考虑汪兆钧的建议。他说：“下面怎么走，我们也都在观察，结局还不知道。我个人希望是一个好的结局。如果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能让汪先生继续说，让其他人继续发声，如果他们能有这个雅量，当然是好事情，我们乐于看到这种雅量。”

对于汪兆钧在公开信中呼吁当局停止迫害法轮功，刘军宁表示认同，他说：“这场迫害不应该发生。中国当局应该承认和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宗教信仰都不应该被迫害。我很同情任何受迫害的人士，所有受到冤枉的人都应该得到正义。”

刘军宁，安徽人，1961年生，1993年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为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作为年轻一代政治学者的领军人物，刘军宁策划了《公共论丛》、《民主译丛》、《公共译丛》、《政治思潮丛书》，着有《民主、共和、宪政》、《权力现象》和《保守主义》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