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是个楞头青，不，是个还没有长醒的娃儿，加之又是所谓翻身的岁月，当然是 “运动”的“打手”和“极积分子”，也是个当之无愧的刽子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国内政治形势骤然紧张，一时谣言四起：“美国佬从朝鲜打到中国来了”、 “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了”、“某某反革分子趁机作乱了”，说得有鼻子有眼，谁不相信？刚得到解放的穷人能不仇恨吗！那时我在成都市一区工委工作，是个死心踏地捍卫红色政权的“死硬分子”，只要一听说有人反对共产党，不用领导发话，也会上前把他捶扁。

记得，大概是1951年3月的一天下午，全区党团员全集中到一个地方开会，开什么会未作说明，只说有重要任务。开会地点是公安分局所在的原先地主家的一座大公馆里，我们去时已有下少人，大家分散在几间办公室里待命，思想显点极度紧张。午后六点，公馆关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出，到了晚上九点又来了一批人，房门和窗台堆放着许多麻绳，空气里弥漫着窒息的压力。大家表情各异，互相猜测，可又不敢打听，只能屏心静气耐着性子打扑克等候。到了晚上10点，参会人员集中到大会议室，门窗关闭，各处还有人把岗。不一会儿戴局长披着棉军大衣，嘴上叼着香烟，一脸严肃，拉长声音宣布开会。他首先传达“最高指示”：“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打垮了国民党蒋介石八百万匪军，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可是失败了的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借着美帝国主义发动朝鲜战争的机会，一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伺机作乱。为了保卫我们的红色政权，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今晚全市要进行大逮捕，你们就是参加执行大逮捕任务的同志。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心慈，对他们手软心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要坚决打击！坚决镇压！”接着，公安局另一个头儿讲话，他除了讲今晚大逮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讲了逮捕人的一些具体技术问题，以及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然后宣布纪律和编组，还说，“如有反革命分子敢于公开反抗，立即击毙。但一般情况，不准开枪。”

我听后心里好激动，为党和毛主席立功的时候到了！但又有几分恐惧，万一敌人开枪打死我怎么办？管他的，为革命牺牲很光荣，不然怎么叫革命？下夜两点，我们按临时编定的小组出发。每个行动组为三人，配备一名公安户籍（现叫片警），被逮捕的人都有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特征，所住街道的门牌号。我们每人袖口上扎条白布带为行动记号，口令是“胜利”。

初春的成都有点寒意浸骨，冷风嗖嗖，街灯昏暗，熟睡中的城市没一点声音，各个街口都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执勤，杀气腾腾，一片肃然。街头巷尾的流浪狗，一见有人就唁唁的叫个不停，好像要把这秘密告诉第三者。我忍不住骂：“叫什么，再叫老子给你一枪。”

我们行动小组的任务要逮捕11名反革命分子，八个国民党伪军官，三个蒋介石特务，据说特务藏有枪枝，大家紧张极了，怀着一拼的牺牲精神。我们人人提着枪，拿着绳索，按户籍资料逐门搜捕。先由户借以查户口名义赚开门，我们再持枪冲进屋，拉亮灯大声喊：“不准动、举起手。”真顺利，竟无一人反抗，就像笼子里抓小鸡那么轻而易举。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个反缚双手，五花大绑地押到所在地派出所集中，凌晨5点由指挥部派汽车来收取猎物。这些人规矩极了，灰脸低头一付狼狠样，连眼晴也不敢乱看。但在逮捕一个国民党军官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他们夫妇两人，一直跟随国民党从南京逃到广洲，又从广州逃到重庆，再逃到成都，本来要逃到台湾，但他太太挺着大肚子无办法再跑，只好留了下来待产。我们去抓他时，他跪在地上不停磕头求铙，大喊长官手下留情，宽限几天，等太太临盆了再抓，或到时候他到指定地点投案。我犹豫了，一个老区来的姓王的大麻子、也是我们行动组的组长，横看一付吊角眼，大骂道：“妈妈的，就是马上要生了也要抓你，看着干什么，给我捆起来！”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可这是革命啊！我们走了好远，还听到那女人的哭叫声：“共产党！毛主席！宽大宽大我们吧？我们不敢反对你们哟！”

完成任务后我们来到集中地，将这些五花大绑的反革命分子像装卸货物，一个一个地塞上汽车，送到宁夏街四大监关起来。直到凌晨7点全市解除戒严。第二天《川西日报》（四川日报前身）登出通拦消息：“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红色政权，成都市一夜抓捕反革命分子1687人，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同时，我们郑重告欣一切潜藏下来的反革命份子，只有向人民政府坦白自首才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将遭到严历的打击”云云。

大逮捕后的十天左右，成都市开始大镇压，第一批先杀148人；第二批杀了56人。此后，隔三五天杀一批，均在10至20人以上。那一批批杀人的布告贴满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处在从未有志的恐怖气氛中。夜里小孩若不听话老是哭，父母只要说一声：“再哭，解放军来了”。孩子立刻收泪止声，连啍也不敢啍一下。在这大镇压大屠杀的日子里，人人循规蹈矩，市面上连个吵筋闹架的人都没有，谁不怕掉脑袋？

被杀的人多是国民党时期的军政人员（军、警、宪、特）和地方上的恶势力（乡、保、甲长以及哥老会的头目），故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全是根据事先搞好的材料，拉出去就是，连杀人布告也是用手写的。这些反革命从监狱里拉出来，对对名字照片，不脱衣服，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死标，甩上刑车（不是押上，因为一部刑车要装20余人，四周还有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只能人重人的堆放着），即向成都市北门外20里之遥的磨盘山驶去。磨盘山是个乱葬坟，树林茅草一眼看不透，纵然杀个几千几万也好处理。两天前这里就挖了许多土坑，一个土坑可以埋上十多具尸体。刑车到了磨盘山一字儿排开停下，众多的解放军在四周早早地布下警界线，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寒森森的刺刀冷毖毖的枪筒，在山坡高处还架有机关枪，在警界线外是农村武装（又称民兵）。囚犯从刑车上一个个甩下来，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20人为一批，齐崭崭地跪在地上，站在他们身后不足五尺远的解放军，端着步枪瞄准着射击的脑袋。监刑官一声哨音：预备；二声哨音：瞄准；三声哨音：扣动扳机，崩的一声，被杀者脑袋开花。杀人的子弹均是开花弹，一枪一个真利索，死者虽属痛快，但半裁脑壳不见了。有的还没有脑袋了，人变成了一个木桩桩。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指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现在我算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148人时，我执内勤距刑场最近，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片一大片，白白的脑花，红红的血水，流成一条条的小河，半匹山的山坡看不到绿草，泥土变了一个颜色，难闻的血腥味直冲鼻孔，令人目昏头眩。

批量性的大屠杀后，变为小批量的屠杀。这种小批量的屠杀在于“打击敌人，教育群众”起到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其不同之处是，每杀次人就要召开上千上万人的公审大会，地点多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被公审的人均是五花大绑的捆着，那捆在身上的绳索快勒进肉里，每人胸前挂着块写有本人名字、画上红×××的大纸牌。他们一个个低头弯腰，排成一排站在公审台前，受害的苦主站在台上一声声一字字，揭发控诉他们有过的罪行。被激怒的参会群众不断地呼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捍卫革命胜利果实，支援抗美援朝！”、“坚持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xxx！”，然后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记得最清楚的是公审前国民党某地区专员冷寅冬，因他发动暴乱，不归顺共产党，俘后不认罪。公审人问他：“你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组织发动暴乱？”他面不改色心不跳，昂着头说：“共产党是乱党，用暴力颠覆了合法的国民政府，所以我要反对他。”又问：“你当伪专员贪污了人民多少财产？”他十分泰然说：“我不是伪专员，我是中央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我贪不贪污你们管不着，今后你们共产党比国民党会更贪污。” 他侃侃而谈, 显得很从容。还有西门同兴社总舵把徐子昌，东门青龙公会总舵子黄亚光，两人是上通官府下拥枪炮的黑势力老大，解放后拒不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兄弟伙打解放军。公审他们时都不倒威，挺胸直项一副好汉样子。再就是何本初与夏斗枢。何是茂县专员，解放初宣布起义1950年4月为首成立“反共救国军指挥部”，率众举事叛乱被捕，公审杀时也是威风不倒，还说“为党国就义死得光荣。”夏斗枢当过杨森部队的副军长，是川西地区组织指挥暴乱的主要头头，和共产党周旋了几个月，先后打死上千个解放军，公审枪毙他时表情从容,没叫喊一声，显得极为镇静，说：“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人生天地死而无怨”。

在这些被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1949年解放前夕，我姐夫张贵武与四人合股在安乐寺对面（今成都人民商场）开了一家很大的茶馆，叫“大北茶厅”，其中一位合股人姓胡，我叫他胡先生，住在少城一带。胡先生一生好色，为保护生意不受人骚扰，临解放花钱买了个国民党调查员的头衔（简称调统，解放后共产党将它列为特务组织）。解放后共产党为瓦解国民党残余势力，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政策：硬，公开抓捕；软，号召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主动向人民政府登记自首，坦白交待罪行。胡先生率先响应号召，第一个跑到派出所登记，时称“自新人员”，属于管制对象。可是胡先生并不知道此身份的严重危险性。仍我行我素过他逍遥自拈花惹草的生活，没事上街去“吊膀子”（即在街上调戏勾引不认识的女人）。在镇反阶段，一个晚上他在祠堂街闲逛，看见一位漂亮女人，即上前搭讪调情。那女人不反抗以笑相迎，叫跟她走。胡先生以为找到了便宜货，喜出望外地尾追于后，结果进了公安局。原来这位漂亮女人是军管会的特勤人员，认为他不是 “吊膀子”，是在搞暗杀，加上身份特殊，便成了“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三天后即五花大绑地拉出去毙在昭觉寺后面的树林里。他家人不敢去收尸，托我去看一看。在一丛楠木树下，我看见他老兄长伸伸地躺在地上，身上还穿着毛料长衫，腕上还戴着手表，只半边脑袋不见了，那铁丝勒过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见。按说这是错杀，谁又敢去为他伸冤呢？在那特定环境，杀个人像杀只鸡。在农村，工作组长就有批准的权力，后来逐步收上去，到土改时杀人权力控制在县上，但工作组仍可抓捕人，只需动过嘴，武装（即民兵）就去执行。我听得这么个近似笑话的故事。那时宁夏街关的人太多，每天来来去去像赶场一样。走的去了杀场，来的新抓的反革命。当时监狱不准看报纸（每杀次人或开公审会，报纸上都要登载），封锁了大镇压的消息。监舍里每走一个人，大家都拱手恭贺，以为得到宽大。那天也是这样，一个姓李的被叫出去，同舍人免不了恭贺一番，托这托那忙得不可开交。可没两个小时他又押了回来，一脸煞白，浑身软得像块滋粑，四肢不停哆嗦颤抖，裤裆全尿湿了。他无声无语地躺了三天，后才告诉同监舍人，他一出去即被两个解放军五花大绑捆上，背上插上死标。他吓昏了，屎尿流了出来。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有个当官的（可能是监刑官）拿着照片叫名字对，原不是一个人，才把他放回来。自此大家才知道，关在这里是一群送宰的猪，凡叫出去的都去了昭觉寺。

有人作过统计，仅1951年那一年，成都市一共杀了反革命分子一千五百多人，那时成都市总人口为六十万，被杀比例为千分之二点五，完成和超额完成千分之一点七的任务，所以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中共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和中共成都市委书记某某都连跳三级。

（转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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