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末年，殷纣王腐败，人心所背，微子曾多次劝谏，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又劝纣王的大忠臣比干不要对纣王抱什么幻想了，唯一的选择是远离他，以保自身。比干不听劝告，还要为纣王效力，结果被剖心而死。我们想想，比干这样死去，值不值得！

春秋时期，当越王勾践得势之时，范蠡也象当年的微子劝比干一样的劝说为勾践卖命多年的文种：还是离开的好，鸟尽弓藏啊，（这时范蠡自己已经逃离了）而文种并不相信这个忠告，最终被勾践逼杀。而明智的范蠡却做了富翁。

还有后来的韩非子和李斯，他们都趋之若鹜的到了秦国，可结果怎么样呢？一心为了秦国的韩非子只落得个被迫自杀的下场；为秦国效劳四十多年的李斯则更惨，被腰斩和灭族。

再举个现代的例子：胡适是中国现代的文化巨子。他在1949年要离开北京的时候，他的小儿子胡思杜执意不走，说我没干过什么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情，我怕什么？我不走。胡适夫妇没办法，就只好任其所选吧。胡思杜受欺骗，当时盲目的爱共产党，还曾经写信给胡适，说这边很好，劝父亲回来，说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还在等着您呢。共产党也在不遗余力的“统战”胡适。当然胡适对共产党的本性的认识是毫不含糊的，他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他当然不会自投罗网。到了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胡思杜就是理所当然的“右派”了。就因为他是胡适的儿子，表现的再积极也不行。最后，胡思杜只有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只留下一篇凄凉文字作为历史的见证。

假如比干、文种听从了劝告，假如韩非子、李斯不去秦国，假如胡思杜当年也随父而行的话，事情又将是如何的呢？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这又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嘱咐啊。

前苏联的亚戈达是斯大林“大清洗运动”中以处死别人为专业的大红人，可是谁知他的下场也象被他处死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悲惨；而且他的接班人叶左夫的结局也是一样；还有贝利亚等，以及在清洗中被杀害的接近两千万的苏共党员、苏联民众，不都是葬身于“危墙之下”的吗？

中共的头头们遭殃的更多，中共自己也一直吹嘘其党内斗争多么残酷。比如刘少奇一夜之间从国家主席被批成“叛徒、内奸、工贼”，直到悲惨的死亡。比如李立三、李达、彭德怀、赵紫阳，甚至于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洪文等等，等等，这些人他们的悲剧结局，不管他们给共产党做了什么，多么的“辉煌”一时，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悲剧。只要他选择了共产党，那么这种惨剧的发生就是必然的，就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和形式的问题了。

中国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在一次又一次的颠倒黑白、制造仇恨与血流成河的惨剧之中，不都是被绑架在共产主义的红色“危墙之下”的吗？在水灾中，在萨斯瘟疫中，在矿难车祸中、在爱滋病、肝炎、口手足病、禽流感之中，在地震中、在时刻都有被抢劫、打杀、偷盗的危险里，以及防不胜防的毒奶粉、毒大米、毒面粉、地沟油的重重包围之中，在瞒和骗、抢与夺、打与杀、恐怖与伪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的我们，试问谁没在“危墙之下”呢？

那么，怎么办？很简单，那就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就是赶快离开它，不要当比干、文种，更不能成了胡思杜。

良禽尚可择木而栖，良臣可以择主而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择路而行呢？那么如何择路怎样而行呢？那就请让我们读读《九评共产党》这本旷世奇书吧，这样共产党的真相我们就会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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