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说，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五十七岁的杨师群教授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网路名人。这位曾因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而被流放贵州当了八年知青、四十岁才读完硕士的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研究，著述颇丰。他曾多次被政法大学评为“十佳教师”，主要开设课程有世界通史、古代汉语、中国法制史、中外政治制度史等十几门，没想到离现实最远的古代汉语课却给他带来了麻烦。

《有同学告我“反革命”》

被学生举报的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杨师群教授。（网路图片）

杨教授在目前已被删除的博文最原始版本中写道，“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但说我谈论‘法轮功’、‘九评’是不是太离谱了，这有必要吗？何况本人并不懂‘法轮功’，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法轮功’，一句话，我还不具备谈论‘法轮功’的资格。 ”

下课后有两位女学生指责我批评“政府”时，“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

告密者遭唾弃

不久这篇文章在网路上被大量转载，天涯、凯迪等大陆论坛里人们一边倒的谴责告密学生被中共专制洗脑后的可悲心理。人们感叹：因言获罪这种极其落后野蛮的东西怎么还在出现呢？如此教育，天若有情，也当痛哭。如今杨师群很想知道他到底被举报了什么，而网民们则很想知道杨到底讲了什么“反动言论”。人们猜测是中共不抗日的真相还是抗美援朝的谎言，是六四事件还是法轮功真相？

正当网路讨论得沸沸扬扬时，那位告密女生发表公开信称有话要说。她指责杨“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言论，破坏了我们美好的理想及愿望”。信的最后写道：“杨师群教授，请把你那些观点收起来，从小处讲，请不要再毒害我们的将来了，从大处讲，请不要毒害我的祖国，杨师群教授，我可以自豪的告诉你，我比你更爱我们的祖国。”

这封信如火上浇油，立刻激起更多波涛。人们惊讶于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八十、九十后，竟能写出如此具有文革烙印的文章，有人称她们是“天生红卫兵的料。”有人感叹道：这么一个难得的好教师，逃过了任用审查制度和体制门槛，却没有逃过狼奶里泡大的学童，还是被揪了出来。

也有人理解这些告密愤青的心理状态：“她们一贯听到的只有官方的一个声音，当突然听到异样的声音时，她们会难以接受，因为这意味着她们先前二十年艰难形成的世界观、历史观都充满了谎言。”也有人暗喻说：“就跟酒瓶（九评）里装的是好酒，但有人就不敢喝，因为喝下去就会明白党妈妈是狼外婆，他受不了。”

在中国大学里“因言获罪”并不少见，比如二零零五年吉林艺术学院教师卢雪松，因与学生谈论《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介绍过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而被学生告密，并被校方剥夺授课资格。

“小天使计划”与学生特务

说起告密学生，又被称为学生特务，其官方名称是“教学信息员”，据说设立的目的是及时反馈教学质量。网路资料显示，湖北工业大学早在二零零三年就因学生信息员的举报而炒了三位老师。二零零五年中共教育部在大学里推广这项监督老师的告密制度，并广泛招聘信息员学生。当时就有人提出质疑，大学已有学生选出的班长、学生会充当师生沟通的桥梁，为什么还要另设秘密信息员呢？为什么要鼓励告密，而不是堂堂正正的当面交流呢？信息员制度与大学培养独立、健全人格的教学理念完全相悖。

据大陆媒体十二月四日报导，湖北大学数计学院07数学2班两周前出台规定，每名学生都会有一名“神秘同学”在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并向老师汇报。班主任尤俊桥将这个暗中盯人术称为“小天使计划”：“如果每一位同学发现有位小天使在关注他们，他们会更认真学习。”据说效果真的不错，迟到的同学没有了，提前到教室自习的大大增加了。

但网民评论说：“文革又来了吗？这是上大学还是特务培训？！怎么学生都训练成克格勃和盖世太保了？”“白色恐怖，这个班的人迟早会出现精神衰弱。”“北韩就是这样的，每个人从小就由组织制定两人互助小组，定期开会进行互助，主要是相互揭发，向组织请功。”也有网民直言：“整个中国何尝不是一样？到处都有监视的眼睛。”

还有更离奇的。据《观察》报导，山东德州学院早在二零零一年就设立了“政治保卫信息员”，用以控制师生思想动向。该校的《学生安全信息员招聘和管理使用办法》中规定：“学生安全信息员队伍是一支校内秘密力量，由学院保卫处和保卫处户籍政保科直接领导。信息员之间都互相保密，单线联系。”二零零五年德州学院保卫处还颁布了《德州学院国保信息工作奖惩规定》，宣布“信息员在每月完成一定的工作量（报送有价值的安全信息三条以上）的前提下，给予一定的报酬。”据说其他兄弟院校也建立了同样的特务体系。

有评论称，如果说政法大学告密杨师群的学生是出于自发，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的“小天使计划”只是局部现象，那么山东德州学院的所作所为则是对学生进行有组织、全方位的“特务”控制。人们之间互相揭发、完全是为了中共专制社会服务，从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

共产专制制度下的告密文化

告密文化是共产专制社会的最邪恶特征之一，鼓励告密亦是共产专制制度下最恶劣、最没有人性的统治手段之一，它让人互相猜忌、互相敌视、互相告密、互相报复，人人自危的局面更利于专制者的高压管理。凡是共产主义摧残过的国家都盛行过告密者。

在前苏联有个著名的十二岁的“英雄”——帕夫利克（Pavlik），当时的苏联可能有人不知道谁是斯大林，但没人不知道这位举报自己的父亲的告密者。他向政治保安局告发父亲是“人民的敌人”，而父亲的罪行只是私开证明信，让无辜流放到当地的富农回到家乡，为此父亲死在劳改营，而小英雄和他八岁的弟弟也死在森林里。官方报导称他们死于“苏维埃的敌人 ”，但实际是被当局秘密处死以便“光辉事迹”更加感人。

在波兰，曾被梵蒂冈任命为华沙大主教的维尔古斯后来被查出曾经私下勾结共产党情报组织，在匈牙利也传出了“新总理迈杰希原来是间谍”的消息。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后，人们在东德公安部的秘密文件里，找到了八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和数十万埋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线民”的告密材料。据说这些资料摆起来长一百公里，重三十吨。后来这些告密者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和唾弃。

历史大戏即将落幕

龙应台评论东德的告密文学说，这是一个繁复的底片世界，黑白分明：凡是怀疑社会主义的都是黑的，凡是和共产党合作的都是白的。但一旦这些底片被冲洗出来，拿到阳光下一看，黑白完全颠倒过来了，真假的判断都翻转了。拥护共产党的成了历史罪人，而反对者成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推动者。

如今在很多东欧国家如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去共产化法案”，禁止波兰前共党政权的同谋者担任公职。这一法案将导致数千名在政府、商界和传媒工作的人士被撤职。

当然，全球告密文化的顶峰时代当然非中共的文革莫属。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出现过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强度和这么“触及灵魂”的告密现象，别说邻居、同事、同学间检举揭发，就是父子、夫妻、兄弟姐妹也无法信任，其严重性几乎家家都有革命的告密者。

如今中国告密现象再次沉渣泛起，说明了两点。有人说中国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中国人彻底变了。但人们忽视了一点，中国人表面生活变了，但内心被党文化毒素浸泡的思想还没有彻底改变，所以出现上述告密现象也不奇怪。

其次，大凡告密盛行之日，都是专制者力不从心之时。正因为他们管不住人了，才不得不依赖告密者。这说明当权者的虚弱。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告密者令众人害怕，但导致告密现象的当权者是最害怕的。无论苏联还是中国，当告密风吹起后，这场历史大戏也快落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