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抗戰期間,中共蝸居在延安地區,藉機發展壯大。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延安採訪後,寫出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並在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中共意識到了對外宣傳的重要性。此後,爲了掩蓋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行爲,提升中共地位,博得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中共利用一切機會邀請包括記者在內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參觀(此舉今日的中共仍在沿用),將所謂中共「清廉、爲人民」的表面現象展現在這些人面前。 1937年冬天,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曾任羅斯福總統衛隊的副總指揮的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到延安和山西八路軍總司令部訪問。毛澤東在延安與卡爾遜「一直談到深夜」。卡爾遜回美國後,向羅斯福介紹了中共和毛的情況。還有那個據說與毛關係非同一般的美國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亦在西方發表了多篇宣傳中共的文章,從而誤導了西方政界乃至民衆對中共的印象。 1938年2月,毛澤東與合衆社記者王公達談話時說:「美國民主黨的贊助國際和平,羅斯福總統的譴責法西斯,霍華德系報紙的同情中國抗日,尤其是美國廣大人民羣衆對於中國抗日鬥爭的聲援,這些都是我們所歡迎與感謝的。」 抗戰即將勝利之際,爲了贏得美國的支持,毛澤東更是加緊了對美國的讚揚。1944年6月12日,毛對中外記者發表了一個談話,其「關鍵詞」就是不斷地大談 「民主」,把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途徑歸結爲「民主」。毛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爲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只有民主的統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設新中國與新世界……」 當時的重慶《新華日報》和延安的《解放日報》都發表了大量的讚美美國的社論、評論。1943年9月12 日的《新華日報》發表了《美國人民的理想與民主精神》一文,引用了莫洛亞的兩段話:我愛美國,因爲在這兒我看到那使人類生活高尚的自由的光輝。我愛美國,因爲在這兒我看到了在別的國度裏時常成爲戰爭的導因,在這兒卻能夠有條不紊的用民主的方法來解決。 1944年7月4日美國國慶日,《新華日報》以《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斗爭節日》爲題,發表了熱情歌頌美國的社論。社論把延安與美國相連-----「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弗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美國正在用大力援助中國抗日戰爭與民主運動,這是我們所感激的。」這篇社論最後高呼:7月4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 7 月22日,美國代表團到達延安,毛澤東多次會見他們。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的《黨史通訊》於1983年披露了部份談話內容。毛說:「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爲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箇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總之,中國人尊重你們美國人民主的理想。」 8月15日,《解放日報》發表經毛澤東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社論中稱:「在我們中國的抗日戰場上,美國亦直接和我國人民並肩作戰,成爲最親密的戰友。在這個歡迎美軍觀察組朋友的時候,我們向美國政府、人民、海陸空將士及其英明領導者羅斯福總統,表示衷心的感謝。」10月10日,毛在與謝偉思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不願冒險和美國發生摩擦,因而願意與美國政策『步伐一致』。」 西方記者的報導以及中共的高超宣傳伎倆,使美國政府也沒有認清中共的本質,反而對其抱有好感,並在處理對華事務時要求蔣介石要聯合中共抗日,好像中共不抗日是蔣的政策所致。1944年6月 20日,受羅斯福的指派,積極主張國共合作的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抵達重慶訪問。華萊士在華期間,迫使蔣介石同意史迪威將軍的建議,美軍可以派觀察組到延安。 8月,羅斯福任命赫爾利爲總統特使來中國。赫爾利先後在重慶和延安會見了蔣介石和毛澤東。但雙方由於意見分歧,沒有達成任何協定。 除了迫使蔣介石與中共和談外,美國還給中共提供了武器裝備。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抗戰剛剛結束的1945年8月25日,正是美國軍用飛機將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聶榮臻等中共將領緊急從延安空運到東北、華北前線指揮部,這比美國空運國民黨先遣人員還早一天。美國的這一失誤爲國民黨在內戰中的失敗埋下了伏筆。 而直到1946年12月中共利用所謂的「北大女生沈崇被美軍強姦」案掀起大規模反美浪潮後,美國政府才意識到了自己的大錯,可惜再全力支持國民黨已經有些晚矣。美國政府就這樣被中共玩了一把,但願前車之鑑能讓當今的美國總統引以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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